除了在布道中盛赞法拉汉外，赖特还将自己的美国同胞称为“战争罪犯”大加谴责，将美国军事形容为“恶魔般的破坏性吸管”，并宣称：“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都多；然而我们不会收手，这是出于我们的骄傲，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傲慢。”对赖特而言，美国只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力输出者”。

芝加哥记者萨利姆·姆瓦基尔（SalimMuwakkil）说，赖特“有好战的声名，他在芝加哥的黑人精英集团中散布了一种宗教式的好战性；因此，他们（黑人精英们）可以在每周日打一针‘好战强心剂’，然后回到家，就会感到能为黑人运动出力，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对于赖特“黑人应获取更强权利”的言论，巴拉克怀有极大的兴趣。令他心动的，还有这位牧师反对华盛顿和以色列“白人至上”社会结构的咆哮——更不用提他为尼加拉瓜的共产党人和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所作的辩护。每周巴拉克都能亲耳听到教众们那伴随着一片“阿门”声的附和；而且教友们还记得，当时巴拉克总会和其他人保持一致。

充满政治色彩的说教并不是将赖特和其他黑人牧师区别开来的唯一地方。当大多数美国黑人牧师仍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罪恶时，赖特已经是一个同性恋权利的热心维护者。

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包容政策，无疑深深吸引着巴拉克；此外吸引他的，还有赖特对黑人在美国经历的种种热忱关心。但他同样关心的重要一点是，每周日聚集到三一联合会来的人们的素质。集会团体中包括医生，律师，企业家，运动明星和歌星等。而其中光芒最耀眼的就是奥普拉。奥普拉本人显然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形了——那时巴拉克刚刚完成任务，走到她面前，并自我介绍是她的忠实粉丝——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全新面孔的社区组织者。“那时奥普拉已经是个如假包换的‘大人物’了，”一位教堂人员回忆说，“巴拉克的眼睛简直没办法离开她。我感觉他的眼睛闪闪放光，你知道，就像在说‘这正是我要待的地方’。”芝加哥的市府议员托尼·普莱克温科（ToniPreckwinkle）也同意这种说法。

“不仅因为这里有全市最大的非裔美国会众之一，”普莱克温科说，“而且这里的许多教友在教区民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当然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理想平台。”不过普莱克温科还认为，赖特是巴拉克决定加入三一联合会的决定因素。“耶利米·赖特既是一个强大的演说家，又是一个魅力非凡的人。”她认为巴拉克“早已被他深深折服了”。

耶利米·赖特并不是巴拉克唯一崇拜的黑人领袖偶像。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在芝加哥黑人的心目中，已然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当他于1987年11月死于冠状动脉肥大症时，他们悲痛欲绝。巴拉克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社区组织者的有限的成功让他有些沮丧气馁，巴拉克把目光转向了一个特别的目标：成为芝加哥的下一位黑人市长。

巴拉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政治舞台，并注意到华盛顿的大多数民选官员都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条件——法学学位。“我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成就，”他告诉赖特，“除非我拥有法学学位。”为了进军最高学府，巴拉克邀请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帮助他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哈立德·阿卜杜拉·塔里克·阿尔曼苏尔（KhalidAbdullahTariqal-Mansour）是巴拉克在芝加哥的另一位经历丰富的同僚，他是一位激进的穆斯林，曾是黑豹党创始人鲍比·希尔和休伊·牛顿的导师。在阿尔曼苏尔的要求下，纽约广受尊敬的政治人物珀西·萨顿——他也曾经是马尔科姆的律师——为巴拉克写了推荐信。同样做了巴拉克推荐人的还有西北大学的教授约翰·麦克奈特（JohnMcKhight），他是索尔·阿林斯基的另一个弟子——巴拉克在社区工作期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2月，巴拉克接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临行前，他回到三一联合会又参加了一次赖特的布道。他后来说，正是那场布道，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

赖特那天演讲的主题是——希望。他在演讲中描绘了一位竖琴师坐在山顶上的画面。接着，赖特更细致地描述道：你会看到“那位妇女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穿着破烂的衣服，手中的竖琴只剩下了一根磨损的琴弦”。在山谷下面，“到处是饥荒的蹂躏，隆隆的战鼓，世界在冲突和掠夺下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