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米歇尔尖叫道，“哦，亲爱的，这太棒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更是惊讶。“但是，”玛丽安·罗宾逊说，“他从未告诉过我们，他正在竞选……”当天晚些时候，在盛德国际律所，米歇尔的律师同事们都过来祝贺她，并向她赞扬他们这位夏季实习专员。“她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其中一个说，“很明显，她为巴拉克感到非常自豪。不过，她还是能让自己保持冷静。米歇尔保持着平静的端庄，她知道在工作场所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是想对他们的关系保持低调。”《法律评论》的黑人编辑们都喜气洋洋，连那些白人保守派也很高兴，巴拉克成了他们新的领袖。“保守派们非常渴望有人公平地对待他们，”布拉德·贝伦森说，“他们希望有人能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有人能不滥用权力来满足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同党‘……有人能基本上保持处理问题的公正。巴拉克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另一位在《评论》的保守派人士也回应了这种看法：“无论他的政治主张如何，我们认为他会给我们一个公平待遇。”巴拉克做事是如此不偏不倚，甚至冒着可能得罪自由派朋友的风险。他任命了三名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成员占据了刊头的头条位置，而非裔只有一名。“巴拉克从那些《评论》的左翼那里吃的苦头是从我们右翼这里得到的10倍。”贝伦森说，“其原因主要是，我认为，那些左翼编辑之前有种预期，他们想利用他的地位推进他们的事业。”相反的，贝伦森说：“他的首要目标是要推出第一流的出版刊物，他绝不会让政治斗争或意识形态的矛盾阻碍这一目标的达成。”正像预见的那样，巴拉克当选《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主编的选举结果成了1990年2月轰动全国的新闻。他还上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人物专访。他告诉美联社：“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每一百个或者一千个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里就有一个我这样的人，他们也很聪明，同样具有天赋，却从未得到这个机会。”他在第一次电视采访中指出，他的这次“选举成功，是一种进步的象征，至少在法律界的这个小范围内。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必须始终对更广泛的外部世界保持关注；并认识到，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孩子——这扇大门已经向我打开，却从未对他们开放”。

牛仔裤、黑色高领毛衣和平底软皮鞋，风衣领子衬着娃娃脸——斜倚着柱子的巴拉克是校园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身影。毫无疑问，他是哈佛大学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学生。经验丰富的教授们也在闲谈着，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哪位最高法院法官的办事员。女同学们则开玩笑说，布莱尔·安德伍德可能最适合扮演巴拉克生活的电影版。

尽管已经在哈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巴拉克也经历过一次令人尴尬的打击。当女生部挑选挂历上的黑人候选人时，她们却没要巴拉克，这让他很气恼。

“巴拉克嘛，”其中一个评委回忆起这件事时，一本正经地说，“他只是不够’热辣‘。”简·迪斯特尔（JaneDystel）可不赞同这种看法，至少作为一个作家，这个年轻人是足够“热辣”了。这位年轻的文学经纪人从《纽约时报》上捕捉到巴拉克闪光的履历后，就要求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一个简短的出版选题报告。之后迪斯特尔向几位编辑推荐了这个选题，并最终与一家隶属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小机构——波塞冬通讯社达成了出版协议。他口袋里揣着一半的预付金15万美元——这对一个初涉出版的作者来说，的确是不菲的数额——返回了哈佛，继续他的法律研究学习，并打算用课余时间撰写这本书。

男友签下了报酬这么丰厚的稿约，米歇尔的兴奋可以想见。她立刻和最好的朋友分享这个消息——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老室友苏珊娜·阿莉莉。她出生在尼日利亚，是一对外科医生夫妇的女儿。阿莉莉从小在牙买加的金斯敦长大，十几岁的时候搬到华盛顿。在普林斯顿，美丽、聪明的阿莉莉主修生物学，参加田径比赛，管理轻量级的足球队，而且，据一位同学回忆：“曾经让我们其他人免于一场毁灭性的计算机系统崩溃。”阿莉莉从马里兰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作为一位电脑专家在美联储工作。

不过，了解她的朋友都觉得她生活慵懒，喜欢享乐，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她周游世界，并总是对她的朋友们——尤其是米歇尔强调：放松吧！

2月份，大概是巴拉克当选《哈佛法律评论》主编的时候，阿莉莉被诊断出患有晚期淋巴癌。4个月后，米歇尔接到了一通她一直害怕接到的电话。她立即赶往华盛顿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朋友握着她的手含笑离世，那天是1990年6月23日，阿莉莉刚刚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