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媛（台湾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在当代中文书信体小说中，李欣频所著的《爱欲修道院》（2002）是第九本独白式的单音（monophonic）书信体小说。

继七等生《谭郎的书信》（1985）、李昂《一封未寄的情书》（1986）、杨青矗《给台湾的情书》（1986）、陈辉龙《不婚夫妇爱恋情事》（1990）、杨照《天堂书简》（1994）、李黎《浮世书简》（1994）、徐台英《给恩英修女的六封书信》（1995）与李欧梵《范柳原忏情录》（1998）之后，《爱欲修道院》在形式上与前八本独白式的单音书信体小说相同，都只有一个书信作者在独自发言，对方的回信在书中完全付之阙如。

就书信本质而言，单音书信体小说是违反书信契约的，是一种矛盾。因为所有的书信往来都是以交换为原则，研究书信叙事的学者艾特曼（Janet Altman）以“书信契约”解释这个交换原则说：“书信叙事与日记叙事的区别在于交换的欲望。在书信叙事中，信件的读者（收信人）被要求以书信对来信做一种回应，他/她的回信因此对书信叙事有贡献，成为叙事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书信契约--要求某个特定的读者对自己所寄发的信息有所回应。”当书信作者在写信时，他/她一方面在履行书信契约，另一方面也在使收信人成为立书信契约的另一个契约人，因为作为收信人的读者在回信时转而成为寄信人的作者。

在内容上，《爱欲修道院》则独树一帜，自觉地面对单音书信体小说的这种书信矛盾。在第一章《初识与确认》中，《爱欲修道院》就开宗明义地首先点明书信作者的独语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来“透过你的眼神看到我自己”。“你”是“我永远说话的对象”。正如巴克定（Mikhail M. Bakhtin，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对话论》（Dialogism）所指出，独语实即为变相的对话，书信作者“我”的独语其实就是他与“你”之间的“虚拟对话”，而书信的对话形式在先决条件上满足了这种需求：“我来不及抓稳自己所以我抓着你……然后我居然开始依赖你的信”“我得有个对象进行如自言自语般的说话仪式”。

而为什么“我”与“你”不在现实生活中对话？这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的相处“很难自在”，又因为透过想象所写就的情书比较接近真实，比较接近内心的灵魂：“我不忍让生活中的言不及义随便填补我们好不容易挖开的灵魂出口，更何况见面。那都是皮相。在心中的、看不到的感觉才是真的”。舍弃口语而就文字，在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信件书写的“连接”塑造了“我”的时间空间以及她与“你”的沟通模式：“在没有电脑的期间、等公车的空档，餐厅里、旅途中、地铁上，我都对着手机边走边写情书，仿佛卿卿如晤24小时招供般地在发信息给你” 。

“我”如此依靠信件来抒发自己对“你”的感情，使得她的（书信）爱情成为一种“书写效果”（writing effect）：“我却是一直耗尽心神地写书给你……你有我这个作家情人，你是我的原生读者”“即使你根本不在，我还在为你死命守贞着你建构的真空世界”。

她的情书成为一种文字建构的“产品”（production），远大于反映两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再现”（representation）：“我把你给我的信加上我的虚拟对话变成自我取阅的情节”。而全书十部情书再三不断引用诸多电影、文学、音乐来比喻当下所处的情境，更证明了她/他之间的（书信）的交互指涉过程中已然极度“文本化”（textualized）：“我看到电影《古巴等公交车》中……《英国病人》里……我和你之间可以避开生活的腐败直接进入电影般的精彩，因为脑中已有太多的剧情、对白、场景可以借用参考，模拟交手”；“你”成为“我”写作创造的“新隐喻”。作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读者”（real reader），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认识到书信作者“我”把“我和你的关系当成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在进行”的这个文本化的现象，是“我”刻意告诉读者（包括书中的“你”）的，而不是读者在阅读后自行分析、归纳出来的结论。

在书写十部情书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保持着这种高度自觉，一直不断回顾、省思自己的信件书写行为（the act of letter writing）本身：“我不知道这样的信我能写多久……我还要继续吗？”“如今我已无法书写其他主题的文字，我只能写爱情”。当“我”越写越发不可收拾之时，当“我”的自觉在以文字陈述、整理、解析自己的感情而渐渐达到清晰透明的境地之时，发现“原来我和自己在恋爱”是一个逻辑的必然。正如《葡萄牙修女的情书》（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 ）中的书信作者玛丽安娜称呼她的收信对象为“我的爱”（而不是“我的爱人”）一样，《爱欲修道院》中的“我”所爱恋的对象“你”其实就是自己，“你”是“我”的心灵所投射的影像，而十部情书的“唯一的读者”只是自己。“我”与“你”之间、“自我”（the self ）与“他我”（the other）之间的界线模糊消逝，正如雅克?德里达（Jecques Derrida）在《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佛洛依德及其之外》（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1987）中所写到：“当我称你为我的爱时，我的爱，我是在呼唤你或我的爱？你，我的爱……与我倾谈的是你吗？”

《爱欲修道院》至此已经完成正反两层辨证：从辩解书信作者“我”的独语为“我”与“你”的对话，到发现对话终究只是虚拟的个人独白。这些转折变化又与十项爱情修炼功课（十部情书）并行渐进，每一部情书都代表一种情境、一个阶段、一部恋爱与书写情书的备忘录。

在《第十部：神话与创造》与《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多变的书信作者仍恋恋不舍地再写一封《写在情书之后》，当读者感觉书信作者的情书绵绵不绝之时，却发现“我”企图更进一步瓦解全书的书写行为、出版事实：“一个连书信对象都不确定，到后来连对象根本就消失的情书，书写的热情还正炽烈地烧高温不降，但情书还成立吗？这本书还需要出版吗？”当然，这样的疑问纯粹只是修辞。因为当读者读到这些疑问字句时，这本私密的情书必然已经公开，已经出版，读者意见“自行招领”这本“寄信人不详”的情书。

这是第一本中文后设情书小说，一本关于情书的情书，一本情书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