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西方的标准看，俄国的工业仍然是不发达的，例如，它还没有任何的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厂，但俄国确实在迅速地进行工业化。出口额从1880年的4亿卢布增长到1913年的16亿卢布。进口虽然比较少，但增长很快，在同一时期增长了四倍。输入的项目包括：茶、咖啡、西欧制造的机器和工业品。

在俄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导致商人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按社会主义的术语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但尽管人数增加了，从西方的标准看，两个阶级的人数仍是不多的。工厂的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领取微薄的工资每天劳动11个小时以上。这种状况大约相当于1850年以前英国或法国工人的处境。工会是非法的，罢工也被禁止。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几次大罢工，却唤起了人们对新的产业工人的痛苦处境的注意。俄国无产阶级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俄国工业高度集中，有一半产业工人集中在雇有500人以上的工厂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在经济上容易组织起来，在政治上也易于适时地动员起来。至于俄国的商业和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地位的某些特点，则是比较软弱的。俄国的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而大多数企业则隶属于沙皇政府。俄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国营经济体系。此外，俄国（与当时的美国不同）政府本身从欧洲借了大量外债。因此，它在财政上很少依赖自己的人民，从而较易维持其专制统治。

然而，新兴的商业阶级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由于得到办企业的地主的支持，已强大到足以形成舆论中的一种自由主义思潮，其表现是1905年立宪民主党（Cadets）的成立。州自治局中的许多活动分子都变成了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就是西方人所称的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和立宪主义者。他们较少顾及工厂工人和农民的苦难，而是更多地考虑需要有一个由全国选举的议会来掌握国家政策。

俄国仍然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大量出口主要是农林产品。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自1861年农民摆脱从前的封建领主以来，他们生活在农村公社或“米尔”里。在多数公社里，经过农村居民的同意，把土地分配或重新分配给各农户。没有村社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公社。农民的负担仍然相当重。直到1906年，他们还要支付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所欠的赎身钱，甚至过后还要支付其他繁多的款项。他们还要缴纳重税，因为政府要靠国内征税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为了不断增加谷物的出口，用来偿还俄国欠西方的债务，政府只能从农民的饭桌上搜刮粮食。许多农民为了出售，种的是上等小麦，自己吃的却是黑面包。总之，和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一样，俄国农业人口承担着工业化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在如此重压下，加上耕作方法粗放，农民总是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个体农民和“米尔”都同样感到“土地饥饿”。农奴的解放使大约一半土地转为农民个人和集体所有。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农民从非农民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以增加其数额。“米尔”不但没有被废弃，实际上还在兴旺发达。它们购买的土地远比个人买主为多。大概有一半或更多的农民认为公社的财产比不稳定的私有财产更安全。只有为数很少的有进取心的较富裕的农民（后来称为富农）是例外。这些引人注目的“大农场主”已远离贫苦的农民群众，他们是不受群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