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农民就是俄国革命动乱的根源。农奴解放以后，农民仍然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前庄园的“全部”土地的某些权益（因为他们曾是这些庄园的农奴），而不仅仅只拥有分配给他们名下的那份土地的权益。因此，他们要求并且获得了政府贷款，以便购买大地主或从前主人的土地。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仍然妒忌地主贵族的特殊生活。俄国不像美国，而和欧洲各地一样，农村人口明显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一个是经营土地的各类农民，另一个是占有土地的贵族。两个阶级之间永不通婚。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言辞、服装、风度甚至脸和手的外观上都各不相同。但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俄国的农民明显地平静下来，叛乱思潮似乎渐渐消退了。

革命动乱的另一个传统根源是知识界。和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进步分子不同，革命知识主义分子对俄罗斯帝国极为蔑视，渴望最后推翻沙皇统治。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以来，他们组成了许多秘密组织，成员从几百到几千不等，致力于同沙皇警察斗智，而沙皇警察令人迷惑地打进他们的组织。例如，在1913年举行的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出席的22个代表中，至少有五个是沙皇政府的密探，但当时其他人都未发觉。

这些革命知识分子通常没有什么事可做，便把时间耗费在激烈的争论和漫无边际的学说推理之中。到1890年，盛行于19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已有些收敛。这时，革命运动的志愿军官们能从何处找到一支部队，已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论战又转到这样的题目上：真正的革命阶级是农民呢，还是新兴的产业工人？农民是潜在的无产阶级呢，还是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俄国是注定要经历和西方一样的历史过程呢，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俄国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或是可以径直地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

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是“民粹派”。有些曾参加过现在已经瓦解的“民意党”。有些继续赞成恐怖行为和暗杀，认为这些手段在专制国家里简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一般都坚持一种虔诚的信念，认为在俄国人民中蕴藏着尚待开发的巨大力量。由于大多数俄国人是农民，所以“民粹派”注意农民问题和农民的福利。他们相信，俄国具有伟大的固有的革命传统，其中1773年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就是很好的先例。“民粹派”赞美俄国的农村公社或“米尔”，把它看做欧洲“公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再现。他们学习和推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首先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的就是一个民粹党人）。但是，他们不相信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阶级；他们不相信，创造了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和合乎逻辑地居于社会主义之前。他们认为，在俄国，恐怖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他们致力于披露农民的苦难和地主制度的罪恶，赞成巩固“米尔”，使所有农民在其中获得的享受与负担均等。他们因为不期望资本主义在俄国首先成功，就幻想革命也许会迅速来临。这些“民粹派”思想的具体体现，便是1901年社会革命党的创立。

两个民粹党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在19世纪70年代逃往瑞士，在那里，他们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883年，他们在流亡者中成立了组织，从中产生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或称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本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虽然不是公开的）。1894年，当年青的列宁认识他未来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时候，她已是一个好辩的马克思主义者集团的成员。尽管19世纪80年代的农民运动令人失望地平静，但是，与此同时机器工业、产业工人数目和罢工斗争都在迅速地发展着。这些事态使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虽然还只是少数）从民粹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除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以外，又增加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年青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