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也摆脱不了革命骚动和镇压的沉闷环境。正如其他地方一样，激进主义引起了反动，反之亦然。滑铁卢战役以后，英国仍然钟情于它的旧传统，但深受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所带来的最先进的社会问题折磨。1815年战争结束时，地主阶级害怕外来农产品的涌入会引起农产品价格和租金的暴跌。于是，控制着议会的贵族便通过一项新的谷物法，把谷物进口税提高到使进口成为不可能的程度（除非农产品价格非常之高）。地主及其农场主大获其利，而雇佣劳动者则发现面包粉的价格猛涨到极点。与此同时，出现了战后工业的不景气现象。工资下降，许多人失去工作。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政治上激进主义的传播，激进主义者期待首先对下议院进行激烈的改革，以便随后由议会来、实施一项激进的社会和经济立法方案。

1816年12月，伦敦发生骚动。次年2月，摄政王在马车上遭到袭击。政府立即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并且收买奸细以取得对付煽动者的证据。曼彻斯特和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业家决心强制改革议会代表制，便利用工人阶级的贫困提供的机会，组织群众性的抗议集会。在伯明翰，一大群人选出一个模拟的议会议员。在不断扩张的曼彻斯特，1819年，8万人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下议院每年选举一次，以及废除谷物法。他们的行动秩序井然，却遭到士兵开枪射杀。结果有11人被杀害，大约400人受伤（包括妇女113人）。激进党人把这个事件同滑铁卢战役作嘲讽的比较，而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

被吓慌的政府嘉奖了勇敢地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士兵。同年，议会匆匆通过“六项法令”，其内容包括：宣布“煽动性与亵渎上帝的”作品为非法；对报纸施以印花重税；允许进入私人住宅搜查武器；严格限制公共集会的权利。随后，有一些革命者密谋在宴会上暗杀全体内阁成员，1820年，他们在伦敦卡托街被捕（“卡托街密谋”之名即由此而来），其中五人被绞死。与此同时，因为出版托马斯·潘恩的著作，理查德·卡莱尔坐了七年监狱。

1819年，威灵顿公爵给一名大陆的记者写信说：“我们的事例对法国和德国都是有意义的。人们都希望，世界能够避免我们大家似乎都要面临的大革命的危险。”

总之，在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年代，欧洲各国政府都在其力所能及之处推行反动政策方针。这种反动倾向仅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回忆，而更多的却是由于当时害怕已经出现的革命活动。这种害怕虽然过于夸张，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幻觉了。在每个国家里，当权者觉察到洪水的上涨，于是便不顾一切地构筑堤坝去阻挡。当时，国际方面的政治情况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