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各大国都同意在将来再举行会议，以便履行条约，以及处理新问题。由此举行了多次大国会议。从对欧洲事务进行国际协调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会议可算是一种试验性的步骤。就试验性和局部的意义来说，这些会议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以及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有相似之处。1815年，由于拿破仑返回法国，各个大国惊慌失措，因而也都赞同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成立神圣同盟的建议，后来，它成为欧洲与会各国实行合作的通用名词。神圣同盟尽管表面上发表声明，宣称其宗旨是为了笃信基督教和实现国际间和谐，但是，后来随着各国政府和解的趋向，它逐步变成为镇压革命，甚至镇压自由派活动的同盟。　

埃克斯—拉—夏佩累会议，1818年

1818年召开的埃克斯—拉—夏佩累（或亚琛）会议，是战后各大国的第一次大聚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为同盟国占领军从法国撤退的问题。法国人声称，只要路易十八得到外国军队支持，他在法国就决不会受到欢迎。其他大国都期望法国人忘却过去并且承认波旁王朝，因此也都同意撤出他们的军事力量。它们还在筹划让私人银行接管法国的赔偿债务（根据第二次巴黎条约，赔款总额为7亿法郎）。先由银行家付款给各同盟国政府，而法国则在一定的时间内付款给银行家。在其他少数较次要的问题上，事实表明，国际间的集体行动是可行的。

沙皇亚历山大仍然是当时最先进的国际主义者。他在亚琛会议上提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欧洲同盟，甚至还提出，保持一支国际军事力量，以维护已得到公认的国家不因暴力而有所改变。他声称，如果各国政府再次保证反对革命，那么就应当更乐意地准许进行立宪的和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其他各国代表，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都表示反对。英国代表宣称，英国对于特定的意外事件，如法国方面侵略活动的再起，愿意承担国际义务；但对于未来不能确定和难以预见的事件，则不承担责任。并且，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将保留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

实际上，大会致力讨论的，是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重新出现的北非海岸海盗骚扰的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两者都应予以查禁。查禁需要海军，而只有英国才拥有所需要的足够的海军力量，而且这还意味着海军舰长必须有权下令在海上停航和搜查船只。欧洲大陆各国由于对英国海上力量问题一直很敏感，因而不赞同如此使用英国军舰。他们为海上的自由航行而担忧。至于英国人，他们对英国军舰参加国际海军的联合行动，或者使英国海军中队受一个国际机构的管辖的问题，是根本连讨论都不愿意讨论的。因此，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奴隶贸易继续进行，并且由于棉花的无限需求而使违法活动迅速增加。至于北非海岸海盗船问题，则是直到若干年后法国占领和并吞阿尔及利亚以后，才得到处置。由于主权国家的利益各不相同，国际制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欧的革命：特拉波会议，1820年

亚琛会议刚刚结束，革命的鼓动在南欧发展到了危机阶段。这并不是说，在南欧拥有更多的革命信徒，革命的或自由主义的情绪比北欧更为强烈；而是由于如今论及的西班牙、那不勒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政府都处于低效、脆弱与腐化状态。革命派还没有中产阶级的自由派多。的确，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在现代政治观念上，西班牙人首先使用“自由派”这个词。自由派中许多人最初曾认可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占领，并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发展。可是后来又转过来反对它，并在1812年宣布了一部新宪法，它效仿1789—1791年法国革命性的宪法。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他们试图强迫复辟的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君主接受这部1812年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