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曾坚持认为，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将会带来许多国际问题，事实的确如此。1815年以前的20年间，比利时曾经是法国的一部分。至今，有些比利时人仍赞同与法国再联合。而在法国，那些将维也纳条约看作是对法国民族侮辱的左派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将第一共和国时期掠取到的最初和最贵重的战利品夺回的时机。1831年，比利时国民议会以微弱多数选举路易·菲利普的儿子作为他们的国王。然而，路易·菲利普不想与英国闹纠纷，便禁止其儿子去接受比利时的王位。此后，比利时人选举萨克斯—科布尔的利奥波德为国王。他原是德国的王子，与英国皇室联姻，并成为英国的臣民。事实上他是一个12岁女孩的叔父，此女孩即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同法国政府派出的塔莱朗进行谈判（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务），结果，签订了1831年条约（1839年批准），规定将比利时设置为永久中立国，不能与它国结盟，而由五个大国共同保证其不受侵犯。这样，维也纳条约阻止比利时被法国并吞的目的，就以新的方式再次得到实现。从比利时本国来看，如今国内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会制度，它比法国七月王朝更民主一些，不过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统治。

英国的改革

1830年巴黎的三天革命越过英吉利海峡，在彼岸产生直接的反响。看到工人阶级接连不断的起义所迅速取得的成果，英国的激进派首领遂产生了暴力威胁也许有用处的想法。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以短时间的革命便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上风，这使英国中产阶级消除了疑虑。他们由此认定，无需发动一场群众动乱，也将会毫不留情地使政府陷于困境。

在英国，托利党的统治实际上已开始松弛下来。19世纪20年代，托利党内有一批年轻人走上了前台，其中包括著名的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和最早的棉纺织厂厂主的儿子罗伯特·皮尔。这一群人对英国商业的需求和自由主义学说很敏感。他们要求降低关税，并且放宽旧的航海法的范围，允许英国殖民地与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自由托利党人还暗地损害英国国教教会的地位。他们提出世俗国家的概念，虽然他们的目的绝非在此。他们废除一些始于17世纪的旧法律，这些法律禁止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担任公职，除非新教徒通过合法的途径虚报自己是英国国教徒。他们甚至允许撤销1673年的宣誓条例，并且采取天主教徒解放政策。英国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都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对大约一百种犯罪行为废除了死刑。建立职业警察，以代替旧式的无效能的地方警察（在罗伯特·皮尔以后，伦敦的警察就被称为“警察佬”），政府指望依靠这些新警察对付抗议性集会、愤怒的人群以及偶尔发生的骚动，而无需再借助军队的援助。

自由托利党人有两件事未能做到：一是不能对谷物法提出质询；二是未能进行下议院的改革。根据谷物法（它规定进口谷物的税率，1815年这种税率又提到了新的顶点），英国的贵族绅士得以保护他们的地租；同时通过下议院的现存结构，他们得以进行统治，而期望工人阶级和商业界将他们看作天然的领导者。

下议院成立已有500年的历史，但从来没出现过如当时那样无代表性的状况。从1688年革命以来，没有增加过一个新的自治市。这些城市，或者说拥有议员选举权的城市中心，原来大量地集中于英国南部。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们已经明显地转移到了北方，但新工业城市并无议会代表。在少数自治市举行过真正的选举，但在其中一些里，只有市自治机关才有权提出议员候选人，在另外一些自冶市中，则只有拥有一定不动产的财主才有提名的权利。每个自治市都是不同的，各自保留中世纪时期的地方特权。许多城市完全被批评者称之为“选举贩子”的有权势者所支配。在农村地区，在受当地绅士严重影响的欢乐的集会上，持有“40个先令的不动产所有人”选出本郡两名议会议员。据1820年左右估计，过半数的下院议员实际上是由不到500人（其中大多数属上院议员）选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