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曾经提出过大约24件有关下议院改革的法案，但均未被通过。1830年，在巴黎发生革命以后，这个问题为少数党辉格党人重新提了出来。当时的托利党首相威灵顿公爵（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一个极端的保守派），竭力为当时的选举制度辩护，以致甚至失掉在其追随者的信任。他宣称，英国现行的选举方式，比之人类智慧一举所能拟定的任何方式都更为完善。在威灵顿发表这次激情演讲之后，辉格党接管了政府各部。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遭到下议院否决。辉格党内阁因而辞职。托利党人慑于群众的暴力行动，拒绝组阁。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并再次提出改革法案。这一次，下议院通过了，而上议院未予通过。这引发全国到处发出愤怒的呼声。伦敦街道上，人们来往不绝；有几天，骚动者曾控制了布里斯托尔市；在德比郡，监狱被洗劫；在诺丁汉郡，城堡被焚烧。看来，只有通过改革法案才能阻止眼前的一场革命。辉格党人利用这点，使国王承诺要增加足够多的新贵族，从而改变上院中的多数状况。上院议员们宁愿让步，以避免使自己陷于困境。1832年4月，选举改革议案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

1832年的改革法是一项十足的英国式的改革措施。它宁可采用英国或中世纪的制度，而不采用那些法国大革命的新思想。在欧洲大陆各国（如法国）颁布的宪法，都基于这样的思想：每一个议员代表应代表大致相同数目的选民，这些选民受到完全一致的选举资格限制，即通常规定的要交纳相当数目的固定的财产税。英国人则认为，下议院议员代表自治市和郡，一般来说无需考虑人口的多少（例外情况不算）；换句话说，就是不打算建立选民人数相等的选区。选举权仍然按照经济状况、可靠性与永久性，在改革过的自治市和郡中进行分配。实行新选举法的总结果，是使不列颠群岛选民的总数从原来约50万人增加到约万人。有些穷人则实际上丧失了选举权，他们是住在少数原来相当民主的老自治市，如大伦敦的威斯敏斯特。

根据新选举法，最重要的变化不在于扩大选区的范围，而在于按照地区和阶级重新分配了选区。改革法重新确定了下议院的席位。取消了56个最小的老自治市，那里的居民则作为其所属郡区的居民而参加选举。其他30个小自治市，只保留选出一名议会议员的权利而不是历来那样选出两名了。这样便可将143个席位给予新兴的工业城镇。在这些城镇里，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工厂主、企业家及其主要的雇员，医生、律师、经纪人、进出口商人、新闻记者，以及富有阶级的亲属与亲戚。

1832年改革法比辉格党人所赞同的改革更加彻底，因为后者惧怕革命；它比民主激进派所接受的改革保守一些，但后者相信在将来可能扩大选举权。1830年英国是否面临任何实际的革命危险，我们永远难以得知。贫苦的工人大众，得到了愤懑的工业界人士（他们决心不再忍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状况）的领导，但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业界人士都没有诉诸暴力和革命。究其原因，可能首先在于历史上存在着议会制度。在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这种议会制度不稳定；但是，它却提供了使社会变革在合法的条件下得以完成与延续下去的手段，并且基本上受到普遍的尊重。陷于绝境的保守党人会让步，是因为他们期望能保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才允许对选举权进行修正。激进党人利用足够的暴力手段去恐吓统治当局，之后也没有停滞不前；他们能够期待，一旦突破缺口，将来总有一天会使议会进一步民主化，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纲领也将随之而有步骤地通过立法来获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