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1830年以后的几十年，可以看作是西欧资产阶级（在英语中也可称为中上层阶级）的黄金时代。而在法语中，“资产阶级”一词在较早的意义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不属于贵族，但是从商业、某一职业或财产权中取得收益。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830年后，该词被赋予了一些并不完全一致的新涵义。艺术家、文人和旧阵营里的贵族或许蔑视资产阶级，把他们看作是品位粗鄙之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只对赚钱感兴趣。而从社会理论家和工人阶级领袖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是那些为商业企业、再创造活动和家务劳动而雇用他人劳作的人。简言之，资产阶级是雇主。不管怎样，19世纪资产阶级和贵族在日常生活的追求和生活方式上变得越来越像了，而且他们都从能产生收入的财产权或资本中获得收益。资产阶级先前的定义是与贵族相对立，现在的定义则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工人阶级是指其全部收入都要依靠在商店、办公室、农场和工厂里的日常劳作的人。

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学说是一种“与社会利害攸关”的理论：只有那些有东西可失去的人们，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的法国，30个成年男子中约有一人获得选举权。而在英国第一次选举法改革时期（1832—1867年），8个成年男子中约有一人获得选举权。实际上，这时在英国，整个中等阶级都有了选举权；而在法国，还只是最富有者阶级才能得到。在英国，托利党地主贵族在政治中继续发挥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资本家和管理者统治的锋芒，导致议院通过了保护工业劳动的重要法规。在法国，贵族地主的势力要比英国的贵族地主软弱，并且也较少关心公众事务，他们到1830年革命时已丧失了大部分的影响，在改善劳动条件方面也做得较少。

资产阶级时代在许多方面都在欧洲各国留下了痕迹。举例来说，西欧继续进行资本的积累与工厂的建设。国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其中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工人阶级所得，而较大的一部分则为资本持有者所占有。这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较小部分是花费在消费品方面——住宅、衣服、食物、娱乐，而较多的那一部分则积累起来供再投资之用。新的股份公司在不断地成立。企业法作了修改，允许股份公司企业向新的领域扩展。工厂制度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大陆；在英国本国，则从纺织工业扩展到其他生产部门。铁的产量（它是工业化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的良好指标），在英国，从1830—1848年期间提高了大约300%；在法国，从1830—1845年期间，提高了约65%。（德意志诸邦加在一起，到1845年，其铁产量大约等于英国的十分之一，法国的二分之一弱）。1840年以后，铁路热火朝天地建设起来了。1840年，塞缪尔·丘纳德将四艘轮船用于定期越洋航班。许多资本向外输出了。早在1839年，据一个美国人的统计，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在美国各股份公司中拥有价值2亿美元的股票。这些投资既可供英国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还有助于将世界各国集中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其中西欧特别是英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地区则多少处于从属的地位。

工人的挫折和挑战

资产阶级的时代还使得劳工界变得疏远了。英国和法国政府，几乎同样地成为不久以后由卡尔·马克思所称呼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在法国，人们已经在焦虑地谈论着无产者的状况，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一无所有。到19世纪30和40年代，法国的共和派与英国的激进民主派都感到受骗上当了。他们曾在各自的国家里，以起义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强行发动一次实质上的革命，此后又都被抛弃，没有获得选举权。有些人对代议机构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被逐出政府以后，很想通过一个超政府的，即革命的或者乌托邦的途径去寻求政治上的目的。对普通工人来说，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社会的与经济的改革似乎比单纯的政府革新更为重要。一些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告诫工人们说，不要期望这个制度会改变得合乎他们的心意。由此，工人们被引上摧毁现行制度的道路，并且要以主要由思想家设想出来的新制度来完全地代替现今的制度。曼彻斯特学派及其在法国的同伙则告诫工人们说：工人收入受到必然的自然法则制约；工资维持在低水平是最好的而且是确实必需的；要想在世界上过得好，则只有使自己超出整个工人阶级，成为经营有利可图的事业的企业主，而对劳动人民都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