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悬挂在欧洲当权者阶级心头的忧虑，到1848年终于变成现实。整个欧洲大陆的政府都先后垮台了。如同噩梦重发，难忘的恐怖行为重演，很像是1789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但速度更快。革命者的队伍在街道上川流不息，国王们逃之夭夭，共和国纷纷宣告成立；而不过四年光景，又出现了另一个拿破仑。此后不久便爆发了一系列战争。

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欧洲都从未见过如1848年那样真正普遍性的动乱。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曾立即在国际上产生反响，但两者，都是由一个国家领先。而在1848年，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从巴黎到布达佩斯，革命运动都是自发地爆发。当时人有时将这些现象的普遍发生说成是秘密团体策划的结果。的确，在1848年以前，一场国际革命运动的微弱先兆已经显露出来。然而事实上，革命密谋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从其他方面看，大陆各国政府几乎同时垮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欧洲许多人实质上寻求同样的目标：建立立宪政府，实现各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以及结束当地依然存在的农奴制和庄园束缚。在各国政治上有觉悟的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共同的（虽然略有差异）思想体系。新兴力量必须与之战斗的某些势力本身就是国际性的，特别是天主教会和具有广泛影响的哈布斯堡王朝；因此反抗它们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是独立地展开的。只有俄罗斯帝国和英国避免了1848年革命的蔓延，而英国人也曾被吓得失魂落魄。

1848年革命虽然震荡了整个欧洲大陆，但是毕竟缺乏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因而成功来得快，而失败也几乎是同样的快。事实上，这次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加强了那些警醒地看着一切革命的保守势力。革命的思想被武装镇压下去了。19世纪50和60年代的各国政府虽然仇视革命，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1848年某些目标的实现还是满意的，特别是在实现民族的统一和建立有限的立宪代议制政府方面；不过它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出于精心算计的现实主义情绪，希图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但也留下了阶级恐惧与阶级冲突的遗产。在这些冲突中，预言一个新社会的先知们也变得更为现实了，如卡尔·马克思。他给早期的各种社会主义一概贴上了“乌托邦”的标记，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它们才是实际的和“科学的”。作为对19世纪政治和文化秩序演进的回应，各种新的“主义”兴起了，但是强权仍与欧洲各国的机构与民族意识形态及它们的集权政府牢牢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