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家工场”变成了仅仅为减轻失业状况而推行的一项泛泛的计划。一切行业的人员，不管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一律被安排到巴黎城外进行挖路和筑城劳动，每天领得两个法郎。由于1847年是个不景气的年头，而1848年革命运动的爆发又阻碍了企业经营信心的恢复，正式的失业人数在迅速增长。其他贫苦的人们为了挣得极少的报酬而纷纷投身国家工场，不久，人数剧增，大大超过工场劳动的需要。人数从3月中旬的万名猛增至6月中旬的12万名，而这时在巴黎还另有5万人由于工场人满无法接纳。6月间，在一个约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实际上闲着的全劳力大概还有近20万名。

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会议代表是4月间在法国各地经过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它立即以其选出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代替临时政府。法国的主体是各省资产阶级与农民土地所有者，他们丝毫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5月间制宪议会选出临时执行委员会，不包括“社会”共和派在内。全部五名委员，是路易·勃朗的公开敌人。社会主义者不再期望能得到此前他们得到的勉强的、虚假的让步。

在革命后三个月，战斗的界线最终划定下来，这多少有点像大革命经过三年后（1792年）所确定下来的战线。巴黎再一次支持革命行动，而国内其他地区却没有作好革命的准备。正如在1792年那样，1848年巴黎的革命领袖不愿意接受多数裁定的原则或缓慢的议会审议。但是，1848年的危机比1792年时更为严重。大部分的居民都属于雇佣劳动者。在商业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条件下，机器工业和工厂的集中过程刚刚开始，然而工人们已经受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那些灾难的折磨。如果说有些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法国工人的工时更长，工资则更低；而在工作不安定和失业方面，至少是同英国一样严重；两国的工人都同样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是没有前途的。此外，当英国工人受到议会的实际侵害而退缩时，法国工人在这方面却并不把刚选出的议会放在眼里。自1789年以来，法国出现许许多多依靠起义者的暴力而建立起来的政府（其中也包括有闲阶级所喜欢的政府），因而对法国工人说来，利用暴力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使他们感到多少内心的不安。

1848年“六月起义”

一方面是全国选举出来的制宪议会在活动，另一方面是国家工场已经将巴黎工人阶级中最受苦的人们动员了起来。数万人已经聚集起来，他们在一块儿交谈、读报、听演讲，以及商议共同的行动。宣传鼓动者与组织者很自然地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去接近他们。工场里的人们开始感到绝望，他们意识到社会共和国也许已经永远忘记他们了。5月15日，他们冲击制宪议会，将议员赶出会议大厅，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且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新临时政府。他们宣称，随着纯粹的二月政治革命而来的定是一场社会革命。然而，国民自卫军这一民兵组织却转过来反对起义队伍，并且恢复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为了铲除社会主义，准备将国家工场予以解散。它提出将工场的工人或者编入军队，或者转到省立工场，或者用武力逐出巴黎。城里的全体工人阶级开始进行抵抗。政府宣布了戒严令，公民执行委员会辞了职，一切权力都交给了卡芬雅克与常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