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接着出现了“流血的六月”（1848年6月24—26日），在三天里，进行了一场骇人的阶级斗争。来自工场的两万多人拿起武器。参加起义队伍的还有来自城内工人居住区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半个或者大半个巴黎都变成由街垒组成的迷宫，由决心战斗到底的男子和同样果敢的妇女保卫着。当时的军事活动方式使老百姓能够在狭窄的街道与士兵公开地进行射击。轻兵器是主要的武器，军队还没有装甲车辆。士兵们感到这种仗难打。但是过了三天，到底有了结果。有1万人丧生或受伤，万名起义者成为战俘。制宪议会抛弃一切宽容的作法，颁布命令，将起义者立即放逐到殖民地去。

“六月起义”使整个法国和欧洲不寒而栗。至于巴黎的战斗能否算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真正参加战斗的人占工人阶级多大的一部分（无论怎样说，人数是众多的），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长远的目标而战，以及又有多少是为工场的临时性问题而战，所有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了。从广义来说，事实上，一场阶级战争已经爆发了。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们更加坚决地敌视和憎恨资产阶级，更加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射杀街上的男女工人阶级而幸存下来。工人阶级之上的人都陷于惊慌之中。他们确信已经幸免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动乱。文明生活的基础本身似乎已经震动。1848年6月过后，当时的一位法兰西妇女曾经写道，人类社会已经成为“自野蛮人入侵罗马以来空前的恐怖感情的牺牲品”。

在英国，种种迹象的出现更加不能令人放心。随着巴黎二月革命的发生，宪章派在英国又恢复了宣传鼓动。宪章派恩斯特·琼斯大声地呼喊道：“法兰西就是共和国！”宪章运动的请愿书再次在群众中流传，而且据说很快便有6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另一个立宪派举行了全国大会，其领导人将这次会议视为类似法国制宪议会的前身。激烈的少数派的行动最为活跃，他们开始收集武器并进行训练。威灵顿老公爵立誓要调动7万名临时警察去维持社会秩序。在利物浦与其他地方都发生了武装冲突。在伦敦，革命委员会拟定计划，要有计划地放火，同时组织人们用鸭嘴锄去破坏人行道，以供建筑街垒之用。与此同时，他们又将重达584磅的宪章请愿书用三驾马车装上，送往下议院。据估计这次请愿书“仅有”200万人签名，但立刻就再次遭到下议院否决。革命的危险过去了。在伦敦，一个秘密团体的组织者充当了政府的密探，他在紧要关头泄露出全部计划，结果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在布置起义的当天全部被捕。大多数宪章派坚决拒绝支持好斗的人，然而，由思想激进的工人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凶狠的少数派却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无产者”一词原是来自法国。宪章派《红色革命报》的编辑曾经写道：“每一个无产者，要是他不懂得与不觉察到他是属于一个受奴役和地位卑下的阶级，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

因而，在1848年夏天，一个社会革命的幽灵就萦绕在西欧各国上空。毫无疑问，这个幽灵是不实在的；在当时，不大可能出现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革命幽灵还是存在，在所有有产者中间，都对它产生一种沮丧的恐惧感。正是这种恐惧感决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也决定了当时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全部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