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激进派所控制的柏林议会准予西普鲁士和波森（波兹南）的波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但在这些地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在波森的德意志人不肯尊重波兰官员的权威。普鲁士驻波森的部队支持当地的德意志人。早在1848年4月，即“革命”发生后刚一个月，当地普鲁士驻军便摧毁了按照柏林议会决议在波森新设立的亲波兰的各种机构。这就清楚地看出，唯一真正的权力究竟在哪里。到1848年末，普鲁士也如奥地利一样，革命已经成为过去。国王又变了卦；原来的当局借助军队重又控制了一切。

法兰克福议会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在整个德国的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来。由于旧政府的无能，国内处于权力的真空状态。一个自我任命的委员会召集一个预备议会，后者接着便为全德议会的选举作了筹备工作。整个德国的选民们不管现有的君主们，径自选派代表去法兰克福，以便建立一个联邦式的超国家机构。这样产生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强弱取决于选举的方式。议会表现了整个德国人民心理上的情绪，也反映出许多德国人的自由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热望。它代表一种思想。至于政治上，它什么也代表不了。议员无权发布命令或者期待别人顺从他们。从表面上看，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全德国民议会，类似1789年在法国举行的国民议会，然而实际上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对全德议会来说，在它以前没有存在过一个民族的机构，也没有一支全德的军队和行政官员可由国民议会接管。法兰克福议会本身毫无权力，它要依赖主权国家才能存在，而后者又正是它企图取代的。

法兰克福议会于1848年5月举行。与会代表除少数例外，没有革命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专业工作者——教员、法官、律师、政府机关人员、新教和天主教教士以及杰出的商人。他们想要建立的即使不是平均主义的德国，也是一个自由、自治、在联邦范围内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他们的观点是热切的、平和的，并且是合法的；他们期望通过劝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厌恶暴力。巴黎六月起义与英国的宪章派的鼓动，正发生在法兰克福议会开始活动的几个星期内。这样，该议会对德国的激进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恐惧感便有增无减。德国的悲剧（后来欧洲也一样）在于，德国的革命发生得太迟了，那时候，社会革命家们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宣战，而资产阶级则已经惧怕老百姓了。是老百姓，而不是教授或者受尊敬的商人，在动乱的时刻实际上已经夺得武器，并且走上街头高呼革命的口号。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起义，中产阶级的革命也不会成功。1789—1794年期间在法国出现过的资产阶级与下层阶级革命者貌合神离的联盟，在1848年的德国不会并且也没有发生。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有控制的人民骚动，法兰克福议会的德国人不会也没有加以运用。正相反，当1848年9月法兰克福本地发生激进派的骚乱时，全德国民议会采取了镇压手段。由于其本身没有武装力量，它便求助于普鲁士军队。后者将骚乱镇压下去以后，国民议会便在其保护下继续活动。

然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面临的最苦恼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迄今为止仅仅存在于头脑里的这个“德意志”到底是怎样的呢？法兰克福的议员们渴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德国，这当然不会是比他们所哀叹的阴暗的德意志更小的德国。由此看来，议员中的“大德意志派”属多数，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为之拟定一部宪法的德国应该包括奥地利的土地，匈牙利则除外。这意味着联邦的王冠必然会献给哈布斯堡王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最初处于少数的另一部分人属于“小德意志派”。他们认为，新的德意志国家应该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只包括较小的邦国和整个普鲁士王国。如果那样的话，普鲁士的国王将成为联邦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