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营棉纺织业期间，亲身体验到英国新兴工业和工厂制度的情况。他曾结识一些最激进的宪章派，尽管他并不把英国宪章运动视为一场革命运动。1844年，他发表了一部揭露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从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从哲学分析和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十分相似。工人令人绝望的状况的确是事实。实际上，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工人只得到较少的一部分，社会生产成果的大部分被作为资本货物进行再投资，而这些资本货物作为私有财产是属于个人的。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政府和议会的各种机构事实上都是掌握在富人手中。宗教一般被认为是使下层阶级循规蹈矩所必需的工具，不过这样的看法并没有导致各式各样的改革运动，尽管宗教团体在过去的岁月里和其他文化中经常领导这样的改革运动。当时的教会对工人的问题几乎漠不关心。在城市的劳动人民中间，由于利用女工和童工，由于居住在狭窄的和不卫生的房子里，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家庭实际上在解体。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作为革命号召的《共产党宣言》中引人注目地反映了出来。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在其他国家的迅速传播，当然更坚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念。他们将在六月起义里震撼了巴黎的真实的阶级斗争看作是普遍阶级斗争的一种证明，工人或者说无产者要在阶级斗争中反对资本的所有者，即资产阶级。

作为行动的号召，《共产党宣言》立意鼓动。它不仅仅在描述事实，还施予了强烈谴责和对人们的告诫：工人们失掉了原有的健康状况；国家是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委员会；宗教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工人驯服地幻想那虚构的天国的奖赏；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妇女和孩子备受资产阶级的虐待，许多妇女被迫沦为娼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被剥夺了一切的工人，除了忠于本阶级以外，不应再忠于任何别的什么。甚至国家也是无意义的。无产者无祖国。不论在哪里，工人们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同时不论在哪里，也都面对同样的敌人。因此，“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如此说。

但是马克思不仅仅是个革命密谋者，（他后来轻蔑的称之为“革命制造者”）。他的成熟的思想是一个生产革命的体系，但它显示了革命如何通过巨大的历史力量的运转而必然到来。

马克思经济理论（最终在《资本论》中得到详细阐述）的许多方面也都是源于英国。从英国政治经济学那里，他接受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理论，或者说“工资铁律”的理论（自从工资事实上开始提高以来，这理论已被正统的经济学家抛弃了）。这种理论认为，普通工人决不能获得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因此，必然的推论是（对于那些希望得出此结论的人来说），现存的经济制度对于工人这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同样还从正统的经济学家那里吸取了劳动价值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人制造的物品的价值根本上取决于投入此物品的劳动数量——资本被认为是过去贮存起来的劳动。必须指出的是，正统的经济学家很快便抛弃了经济价值仅仅是由劳动投入产生的理论。马克思根据劳动理论，发展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简明地说，剩余价值学说指出工人实际上是被掠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生产的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工资与产品价值相差的部分则被资本家阶级——工厂和机器的私有主剥夺去了。由于工人在工资方面从来没有得到与他们生产的产值相等的数额，资本主义制度就经常遭受生产过剩的威胁，即商品积存过多，人们却无力去购买。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便周而复始地陷入危机和萧条，同时也就被迫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市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847年的不景气就促使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在整个后半生，每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不景气，他都期望伟大的社会革命快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