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号召进行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普遍的斗争之中，这意味着工人和工会一定要保持警惕性和革命的情绪。他们永远不要忘记雇主是他们的阶级敌人，不要忘记政府、法律、道德和宗教都不过是对准他们的大炮。道德属“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属“资产阶级法律”，政府是阶级权力的一个工具，至于宗教则是一种心理战，是对群众提供“鸦片”的手段。工人们决不要受骗上当。他们必须学会去发现构成最崇高的制度和信念的阶级利益。在这种揭露敌人各种伎俩的带有军事意味的学说中，他们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些知识分子是被专门加以训练，向工人们解释这种学说的。

如同所有的战斗部队一样，工人需要一种纪律严明的团结一致。在整体（即本阶级）中，个人必须放弃本身的利益。对工人来说，如果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之上，或者如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去“改善自己”，那就是对本阶级的背叛。如果工会只是通过跟雇主谈判以获得较好的工资或较短的工时，那将是危险的事情，因为获得如此细小的好处，便有可能把战争本身忘掉了。如果工人相信民主的机构或“社会立法”，那也同样是危险的，甚至是背叛行为，因为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器，永远不会变成创造福利的工具。法律是较强大的阶级意志的反映；所谓“权利”和“公平”，不过都是掩盖阶级利益的空洞之词罢了。马克思在1875年写道，我们必须坚持“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而且，我们一定不能让“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废话”去歪曲这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它的力量与弱点

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难懂的学说，在争取信徒方面，它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条件。它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其主张是科学的。马克思将早期的和与之竞争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划归为乌托邦。这些社会主义依赖于道德的义愤，他们改革社会的方案是要人们变得更公正一些，或者是使上层阶级变得去同情下层阶级。马克思坚持认为，他的学说跟道德的观念无关，是建立在研究客观事实与真实过程的基础之上，因而完全是科学的；同时它表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倒退，而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的继续。马克思还认为，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详尽具体的描述，是空想的和非科学的。那将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然而要作出什么具体的安排或计划，则是痴心妄想。让革命到来吧，社会主义将会自行安排一切。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的、形而上的以及启示录式的强大混合物。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成分却妨碍着它的自然冲突的传播。欧洲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并不具有军队在战斗中的那种心境。对于将所有的一切都从属于遥远的阶级革命的前景，他们是犹疑不决的。他们并不仅仅是阶级成员，举止言谈也不是那样。在他们中间仍然存在着宗教观仰，还存在着对自然权利的政治信念，因而不能简单地将道德看成一种阶级的武器，或者认为权利和公平是“无用之物”。他们还有日益增强的忠于国家的民族感。要他们在情感上跟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起，去同他们的邻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

事实证明要对付1848年革命学说，办法就是及早承认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完全一分子。在1850年以后，一般来说，工资都提高了，工会也成立了。到1870年，在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里，工人基本上都拥有选举权。工人们通过自己的工会，对雇主施以直接的压力，经常能够获得较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由于获得了选举权，他们逐步组成一些工人阶级政党；随着他们开始通过国家而进行活动，他们就不大愿意去破坏国家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策略是“机会主义”。可是，这种政治运动却在工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中大部分打算通过跟雇主妥协，通过现存政府各机构（而不是进行阶级斗争）获得各种社会改革，来改善使本身的状况。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许多思想，其中包括对雇主采取戒备的敌视态度与实行工人阶级团结的观念。然而，整体来说，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19世纪末，它实际上已不是革命的学说。如果欧洲在20世纪的战争里没有四分五裂，如果列宁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并且传播到俄国去，马克思的思想可能变成欧洲的普通思想，那样本书在往后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描述上，对它也就不必花费如此多的篇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