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后在欧洲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的“现实主义”，也扩展到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权力应用方面。我们已经看到，1848年当选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怎样很快使自己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那些甘愿为议会制和自由制度（都在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破坏）而奋斗的人们，现在沉默了。他成为国家的首脑，并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当上了皇帝（1852年）。

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

正如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是因为在名誉扫地的共和国内部存在着对激进主义的恐慌。除此之外，他就和他那著名的叔父相像甚少了。他既不是职业军人，又不是个伟大的组织者。在40岁当上共和国的总统时，他是个投机家和阴谋家，不过他毫无疑问比拿破仑一世更为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从前拿破仑一世蔑视公众的舆论，但他的侄儿却认识到，这是一个良机，而不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事物。尽管报刊记者和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不信任他，但他仍然可以把其中一部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他试图去维护天主教的利益。他还通过给予选举权（尽管是无用的）、应允保持国家繁荣和举行盛典等方法去谋求群众的支持。他完全懂得，一个独一无二的领袖比选举出来的议会能发挥更大的影响。他还了解到，仍然因六月起义而感到战栗的欧洲，正渴望法国恢复秩序。

他以现代的进步而自豪。守旧派的君主们对待欧洲发生的变革，不是采取明确的反对态度，也往往表现出一种胆怯和怀疑的态度。拿破仑三世则大胆地将自己装扮为一个崭新世界的强有力的领袖。像他的叔父一样，他宣称自己是人民主权的化身。他说，他已经找到一种解决群众民主的办法。1852年，在欧洲大陆其他的大国以及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普选权是与开明政府和经济繁荣不相容的。拿破仑三世则声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正如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和其他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选出来的议会机构完全不是代表抽象的“人民”，而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强调了阶级的区分。他宣称，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受特殊利益集团所支配，1848年的共和国开始是暴力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后来落到剥夺劳动人民选举权的不可靠的立法议会手中，而法国将从帝国那里找到永久的、大众化的和现代化的制度，这种制度是1789年以来它一直在徒劳地寻求着的。他断言，他是站在各个阶级之上，要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公平地管理国家。总之，正如1848年以后其他的许多政治领导人一样，他认为，与经济的和社会的现实相比较，政府的形式是次要的。

因此，第二帝国的政治机构是按照波拿巴第一执政府的样式建立的，是威权性质的。帝国设有国务会议，由草拟立法的专家与技术顾问组成；有一个委任的参议院和一个由成年男子普选出来的立法机构，不过选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可是，这个立法机构并无实际权力去制订法律、核准预算或控制军队。议会生活已经缩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为吸引公众的注意和炫耀拿破仑的名字，新皇帝在杜伊勒里建造了一所豪华的宫殿。拿破仑三世妄想与一个王朝联姻的愿望遭受挫折以后，便选择一个年轻美丽的西班牙女贵族欧仁妮作为自己的皇后。她的寿命比帝国长50年，到1920年才去世。据说，这是一桩充满真正爱情的婚姻——确实是大众化皇族的一种标记。帝国宫廷生活之华美和闪耀，超过当时的圣彼得堡或维也纳。巴黎城又作了一番修饰，以进一步增加壮观的程度。豪斯曼，最富有创造性的城市规划者，为巴黎提供了许多至今仍然存在的景观。他建造了有宽敞入口的大火车站，建成一个大道和公共广场系统，马路和广场两旁有长长的人行林荫道，尽头是一些高大的建筑物或者纪念碑，如在歌剧院广场。他还使城市排水道与供水设施现代化。这些建设工程如同那所豪华的宫殿一样，刺激了商业发展，增加了就业人数。在弯弯曲曲的小街道与人口密集的旧住宅区开辟了宽阔的大马路，这样如果1848年事件重演，将更容易开展军事行动，对付躲藏在街垒后面的起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