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虽则是学海军的，然擅长中英文字，译介了不少的西哲学说，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唐玄奘以来，在中国的翻译界，还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严复的。他在汉译的《天演论》的例言上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对原文要忠实，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外生枝。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他不说“解释”，也不说“说明”，而说“引衬”，是很有道理的。“引”是“引伸”，“衬”是“帮衬”，即帮助的意思，所以“引衬”，是说多加几个字进去，以助了解。他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可见单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不能表达，便失去了译介的作用。令人看不懂的文字，无论内容怎样好，也是无用的。他为求译文通顺，采用了四种办法：（一）颠倒原文字句。（二）有时补足一点。（三）遇到原文长句，采用意译。（四）原文含义深奥的地方，便酌加引衬。单是译文通顺，他还不满意，必须做到文字优美才罢手。这儿说的优美，不但是字面上的美，而且要有声调之美。这便是严复翻译理论的要点。自从清朝末期以至今日，这就成了中国人翻译西籍的准绳。译者一心只希望能做到信达雅的地步，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奢望了。

其实，单只一个信字也就够了，如果我们能从狭义和广义双方来看这信字的解释的话。

在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有一部分文人，如赵景深等主张翻译以通顺为第一，即把“达”放在“信”的前面，理由是“辞达而已矣”，看不懂的文字等于废物，一点用途也没有的。

后来朱光潜就说，还是“信”为首要，归根到底，只有信字最难。如果把原文的意思译错，即令译得通顺，又有什么用；即令译得文雅，又有什么用？这是有违背狭义的“信”的，是叛徒的行为，任何人都知道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广义的“信”，又是怎样的。原文是既达而雅的，我们把它译成不达不雅，这也就不能算是信。原文的意思，一点没有漏掉，全都译出来了，但译文生硬，读起来很费解，如果是懂得原文的人，去读原文比读译文，容易了解多了。你不能照原文一样，译得既达又雅，当然是不信。反过来，如果原文是不达不雅的，如小说中故意描写无教育者的说话，你把它译得既达又雅，如以前林琴南的译文，这也不能说是信，即令意思没有译错，因为把一个流氓译成一位绅士，等于换了一个人，如何能说是忠实的翻译呢？

英国十八世纪有位剧作家R. B.Sheridan，在一七七五年发表了一出名叫《情敌》 (The Rivals)的戏。戏中的女主角Mrs. Malaprop，谈锋很健，喜欢用一些深奥的字眼，来夸示她的学问。不幸的是她每说必错，反而暴露了她的无知。例如她高谈女子教育时说：

As she grew up， I would have her instructed in Geometry， that she might know something of the contagious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