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医改之行

河东，河西。30年，很多历史大事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医疗，少有人发出“河东，河西”这样的感慨。

医改方案频频出台，市场派与政府主导派的纷争不断地冷下来，又不断地白热化。医改的大旗挥了又挥，无数专家为浩大工程出谋划策。回头看过往，一路插起无数改革的旗帜：　 

1985—1992年为中国医疗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年被称为“医改元年”，当年我国正式启动医改，政府决定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称：“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医改的序幕由此拉开。政府逐渐向“给政策不给钱”的角色过渡，直接投入逐步减少。

1992—2000年为中国医疗改革的第二阶段。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在卫生部门工作会议中，则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这样鼓励医院，“如果等一两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

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出台，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卫生机构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建立起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卫生机构实行并完善院(所、站)长负责制。要进一步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思想教育和经济手段，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广大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政医不分、管办合一”局面的变革，由于改革方针与行政权力的冲突，进行得并不顺利，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同时医院过于注重利益，并忽视公益性的转变，也备受诟病。

2000—2005年为医改的第三阶段。政府在医疗投入上的淡出，导致医院在财力上捉襟见肘，一些地方甚至不得不拍卖医院和卫生院。2003年的SARS疫情则彻底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的缺陷。

以往的医改把着眼点放在医疗服务的组织、效率和改制上，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公共卫生（由政府负责、由政府财力支持）与一般医疗服务。“非典”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要求增强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责。然而，人们坚持的主张很容易从中立向极端倾斜，要求政府在公共卫生中负责，很自然地顺水推舟扩大到整个卫生医疗部门。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公立医疗机构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称“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2005年至今为医改的第四阶段。2006年9月，由11个相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新一轮医改启动。

2009年4月7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正式推出：　

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过去的医改，不管形式看起来多么令人振奋，人们却仍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悖论中辗转。多年沉疴，能否因2009年医改而消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