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太炎：评民国后历届元首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 章太炎：大国手

章太炎晚年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其弟子汤炳正初闻此言，不甚理解。章太炎解释说：“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

◎ 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素有成见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 蔡元培：《俄事警闻》

日俄战争开始后，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和陈师曾等人聚会，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鲁迅指出，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他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他向蔡元培等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寥寥无几。

◎ 鲁迅：“我不能做革命者”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 鲁迅：外文

在写给曹白的一封信中，鲁迅曾谈到他学外文的体会：“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

◎ 鲁迅：论阔气

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 鲁迅：论改革

鲁迅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 鲁迅：调和主义

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