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阳光已经歪斜了，缩到巷墙上长满锈渣子的墙粑钉上去了），我妈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个陌生男人去了东河区医院。一路上这个男人都在跟我妈说他怎么救的我爸，他怎么远远地看见我爸像一条虫似地蜷在墙根下，等他走近再看又怎么觉得我爸像一个死人，他又是怎么把我爸搬上板车的，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他说他是这样想的：做人哪，顶着一颗人头哇，哪能见死不救呢？这么大热的天，又是一个吐血的人，不救不是死定了？蚂蚁是一条命，蛾子是一条命，莫说这还是一条人命哪；若是就让他这么死掉了，他的老婆怎么办呢？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若是上头还有老人，老人又怎么办呢？那可是断肠的事啊，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哪！

这个黑男人叫熊大头，是东门外码头搬运站的板车工。因为救了我爸，以后便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了就将黄渍渍的汗巾往肩上一搭（他的汗巾就是一条白土布，很长，估计过了一米，织得比较疏松，也比较粗糙），见哪里方便就往哪里一坐，饿了就说有饭吗，渴了就问有没有凉茶。他老婆在乡下，给他生了一窝儿女，都张着嘴要吃喝，所以他还动不动就向我妈借钱。我妈脾气不错，总是客客气气，从未怠慢过他。只是在借钱这一项，我妈心里不舒服，在背地里说过些不好听的话，而且不只一次。

就在我爸吐血的第二天上午，我的堂兄李有志又拖着海绵拖鞋来了。他从来都是站在门口，不进来的。他好像没看我，而是看我家的桌子和墙。他说：“蒲扇呢？”他的目光终于在我脸上晃一下，又说，“你爸拿了我爸的蒲扇，蒲扇呢？”我那时还不知道蒲扇的事。昨天黄昏时我妈从医院里回来，给我们做了晚饭，然后就拿个袋子装了毛巾牙刷把缸和调羹，叮嘱我们早点睡觉，又叮嘱我们要闩上门，就急匆匆地回医院去了。我问李有志：“我爸拿你们家的蒲扇干什么？”他说：“他要拿，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爸在医院里，你去医院里问他吧。”他终于看了我一下，然后目光又像被风吹起来的纸屑似地飘来飘去，飘了一阵子，好像还咽了一口唾沫，走了。

我以为李有志回家去了，谁知道他真的去了医院，问我妈要那把蒲扇。我妈从我爸的病床底下拿出了蒲扇，他看见有血，不肯接过去，说你们把我爸的蒲扇弄脏了，我不要。我妈忍着气说，那我买一把赔你吧。他居然点头说好。我妈只好带他去买了一把蒲扇。

当天晚上，我叔叔和婶子去医院看了我爸。他们先礼节性地安慰了我妈几句，接着就骂儿子李有志，说李有志是个猪头，其实他们就是叫他来看看大伯的，他却要什么蒲扇。他们说这孩子没用，没轻重，一把蒲扇算什么呢？这个猪头！

他们拿到医院里去的红糖、麦乳精和糖水梨罐头，虽说花了钱，也都是好东西，但我爸一样也没动，我妈把它们从医院里拿回家，锁进她房里的一个柜子里。既然我爸不吃，按理她就应该拿给我和李文革吃的，可是直到红糖化掉了，结成了糖粑粑，麦乳精里长出了带翅膀的小黑虫子，又长出了短短的茂密的灰绿色绒毛，糖水梨罐头的马口铁盖子锈成了黑红色的碎渣子，她也没拿给我们吃。我估计她是把它们忘了，那时候她经常忘事。有一天她打开柜子找什么，才发现这些东西全坏掉了，便一叹口气，把它们当垃圾扔掉。扔这样的东西是一件让人很为难的事，毕竟是好东西，有心理压力，所以我妈扔它们时像做贼，趁晚上没人，偷偷跑到北头偏巷口上的厕所旁边，把它们扔在一只铁壳垃圾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