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匆忙提出建议的过程中，这些研究报告都没有清晰地区分能够自动修正的问题和不能自动修正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制定新的管理制度，将会困惑于一个问题，即私人投资者的利益并不能与社会利益完全相符—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在建议创立实物交割而非现金交割、提高准备金、修改结算体系与限制组合保险方面，这些研究并未进行区分。

但崩溃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很明显在进行自我修正，这正是我们所犯的错误。有时候需要一场危机才能暴露出缺点，第一个应该知道这些缺点和与之利害相关的人就是那些因此遭受损失的人。这样，大多数暴露出来的问题将会自动得到改正。

也有一些与自我修正机制无关的问题，比如做市商制度。在我看来，保留专家系统存在巨大的利益动机，如果还存在一个潜在的公共政策利益区域，那就会刺激人们去仔细审查做市商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能够处理现在的交易。

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决定将泰铢贬值之前，不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是怎么定义“泰铢”这个词的，这很有意思。但那次事件—泰国政府决定不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维持泰铢的美元价值，即抛售美元买进泰铢，因为那么做是疯狂的—引发了我们的下一场危机。到危机结束时，华尔街的所有人都可以真正认识“泰铢”了，他们也必须重新审视“韩元”、“卢比”（印度尼西亚货币单位），甚至还有“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单位）。

结果是：泰铢的倒下使得那些投资于跟泰国有些类似的国家（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人撤出资金回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爆发了诸如银行挤兑一类的事件，主要发生在东南亚的银行。为了寻找替罪羊，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对他犹太人的身份大放厥词。真是无知。索罗斯当时已经停止了交易，是很多希望能成为下一个索罗斯的人在马来西亚市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卖空—将自己的财富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到1998年9月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财富》杂志中写道，“在经济意义上，从没有如此大范围的人经历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包括以前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