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不适当的政治干预所带来的金融过度投资，就如一夜宿醉后清晨醒来时的不适一般并非只有亚洲经历过—想想得克萨斯的储蓄社吧。亚洲应该受到惩罚，但其独特之处不在于罪行的沉重，而是惩罚措施的激烈程度。糟糕的金融形势发展成一场大灾难，这反映出信心的丧失已经变为一种自我加强的恐慌。1996年，资本以一年大约1 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入新兴的亚洲市场，到1997年下半年又以几乎相同的速度流出。随着那种大规模的资金反向流动，其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衰退，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唯一可解释的原因。结果是—好吧，让我们引用瑞士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6月的报告，其华丽的辞藻还真不多见，报告认为：“经济减速、资产价格下跌、银行危机的影响有互相加强的趋势，其表现为银行信用收缩压低资产价格，并进一步深化了衰退。而这些表现反过来又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问题， 迫使银行进一步收缩银根。‘恶性循环’已进入到一个严重的阶段，而亚洲的实际情况可能比以上的描述还要糟糕。”

怎么办？

在亚洲危机初期，斯坦利·费希尔—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高官—曾向中国香港发出警告说，“（投机性的）攻击可能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例如，他担心任何迫使港元贬值和利率提高的投机性攻击都将削弱银行体系。换言之，你不能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幼稚：他们的官员从一开始就知道BIS（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所谓的恶性循环是有可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他们的第二号人物是劳伦斯·萨默尔，另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密切合作，提出了如下策略：

1.贷款给会员国，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2.作为贷款条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消除 “裙带资本主义”带来的过度投资问题。

3.要求这些国家保持高利率，以诱使外资留在国内。

4.等待信心的恢复 ，同时也等待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也不算是个愚蠢的策略。设想一下在美国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对于大银行经营管理的怀疑也能引起存款人的挤兑。联邦储备局会怎样做呢？它会让银行获得资金拆借，以满足其紧急需要；作为贷款条件，银行总裁被要求解雇他的亲属，并告诉银行保持高利率以吸引存款。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理由憧憬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