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约翰·麦科勒姆（John McCollum）前来库珀蒂诺的家园中学（Homestead High School）教电子课。开学当天，F-3教室几乎空空荡荡。冰冷的混凝土地板，煤渣砖墙壁，几把灰色的金属椅，转台上的闭路电视里打出学校的公告。教室和家园中学的陈设看起来就像一所低度设防的监狱，四边的界限画得清清楚楚。麦科勒姆透过教室的窗玻璃可以看到住在森尼韦尔的人家，但他的黑板挂在库珀蒂诺。家园中学开学时，F-3教室空无一人，连最上进的学生也很难打起精神，静下心来用功。麦科勒姆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黑板上方安了一杆黄色的长滑尺，在墙面高处钉了一面星条旗，又挂起色调明朗的标语横幅，上面写着“保障安全要防患于未然”，还贴了一张汽车保险杠贴纸，苦口婆心地劝勉学生“展翅高飞”。他在地板上安了几张长条实验桌，桌上的设备一点点增加，渐渐摆满了。麦科勒姆没有省吃俭用地购买新设备，而是动了很多脑筋想别的办法。长凳上的架子塞得越来越满，F-3教室也成了被附近一些公司比如飞兆（Fairchild）、雷神（Raytheon）和惠普等塞得满满当当的垃圾篓。麦科勒姆成了一只庄重体面的野猫，他在圣克拉拉谷到处搜寻，捡拾电子元件。他发现自己捡回去放进教室的东西，有1/3早晚会被学生弄坏。电子器材经销商不接受低于50件的订货要求，麦科勒姆（更准确地说，他的学生们破坏起来）也都是论批的。

好在电子公司的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很苛刻，有时他们丢掉的元件比买到的元件还多。晶体管有个零件编号看不清，电阻器的指针不直，电容器的漆皮有个小气泡，他们都拒绝接受。一件让麦科勒姆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雷神给了他9 000个晶体管（当时单价每个 16美元），是美国宇航局的一名电子元器件性能评估师淘汰下来的，评估师觉得它们不结实，不能发射到月球上。还有别的价值不菲的战利品，比如惠普在帕洛阿尔托的仓库的旧货。这个仓库相当于惠普的救世军商店，里面无所不有，堆满了旧的和多余的测试设备，中学老师麦科勒姆可以随便挑随便捡。麦科勒姆定期造访，有几次还收获了造价高昂的双迹式示波器和计频器。没过几年，到斯蒂芬·沃兹尼克还有后来的史蒂夫·乔布斯正式加入电子1班时，F-3教室已经成了应有尽有的电子元器件小仓库。麦科勒姆攒了不少测试设备，不比邻近的德安萨社区大学（De Anza Community College）少；与家园中学的装备相比，附近中学的电子实验室就好比地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内陆国家上沃尔特（Upper Volta）了。

对于那些聪明伶俐和得到家传的学生，麦科勒姆布置的很多作业都是老掉牙的东西。系统的理论教育却不然。电子1、2和 3班成了斯蒂芬·沃兹尼克中学时代最重要的课程，每天 15分钟，每周7天。麦科勒姆的课堂还在电气和电子之间画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在学生们眼中，这并非一个字的区别，它是男孩与男人的分野。电气设备是一堆堆由电池、开关和小灯泡组成的玩具。电子则是跨入科技领域的高深学问，是物理学的崇高领地，它专门研究奇特的、无所不能却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的性质。

麦科勒姆身穿针织的无领开襟毛衣，站在教室前面，滔滔不绝地给孩子们讲授电子理论。他在海军服役20多年，因为对一条要求非常规飞行员配备备份的新规定不满愤而退役，攒了一肚子故事和现成的说法。他经常时不时把拿手的故事重讲一遍，学生们都很爱听，还给自己喜欢的故事编了号。只要看到麦科勒姆摆弄眼镜，把它在鼻梁上架好，又摘下来，插进塑料条纹钢笔袋后面的衬衫口袋里，就是又要讲故事了。他先讲理论，再讲应用。学生们听他讲欧姆定律、瓦特定律、基础电路、电磁、感应系数等，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发现，只要自己注意听讲，就会记得很牢，老师播下的种子就会不断萌芽生长。他们学会了做简单的习题，把电阻器串联和并联，观察电容器充电。他们做电源和扩音器，学会了操作交流电和直流电。

麦科勒姆还是品质保证的核心。学生们做好收音机交给他，他起身走进自己的贮藏室，插入几个错误的元件，让他们用头脑而不是眼睛来排解疑难。“必须彻底弄懂才行。”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兴趣浓厚的学生把自己在卧室和车库组装的设备带给麦科勒姆，让他检查。他用螺丝刀把元件撬松，像笨手笨脚的牙医一般在接口处拧来拧去。有一次，他批评了比尔·费尔南德斯做的一个电源旋钮，因为它转动起来与大部分旋钮的方向相反。费尔南德斯后来说：“他的话让我第一次想到标准和人为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