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乔布斯和科特基的印度之旅，似乎充满了年少无知者在海外闯荡的趣闻轶事，轻信的西方人被隐修所、印度教宗师和离群索居的隐士之类的光环迷了眼睛。科特基觉得“这次旅程是一次苦行僧般的朝圣，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在科特基之前，乔布斯已经先期抵达，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日后这段日子被蒙上了一层超现实主义的光环。乔布斯参加了印度中北部哈德瓦（Hardwar）每12年一次的大型宗教节日无遮大会。

“700万人，”乔布斯议论说，

“聚集在一座洛斯加托斯大小的城镇。”他看见牧师从河里伸出头来，看到葬礼上燃起熊熊的火堆，看到死尸在恒河中漂流而下。他在一处静修所邂逅了一名巴黎的时装设计师和一位古鲁。古鲁看他皮肤光洁，很是好奇，把他拉上一个小山坡，给他剃光了头发。他还在一个荒无人迹的庙里，守着一堆篝火度过了几个神经紧张的夜晚，火堆围着一个印度教圣人使用的武器三叉戟明灭摇曳。跟他做伴的只有一个信仰湿婆的教徒，那人头发蓬乱肮脏，身上满是灰土，吸着一管水烟烟斗直到天亮。

科特基和乔布斯穿着浅白色的棉布裤子和背心，把新德里作为据点。晚上，他们散步经过用破铁皮和包装箱做的贫民窟小房子，经过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奶牛和睡在马路边的穷人。在德里，他们出门乘坐公交车，公交车的减震器早已用旧，座位是铁的，又小又破。他们长途跋涉好几天，去拜访几位瑜伽导师。他们自带水壶，沿着干涸的河床长途步行，凉鞋把脚磨出了血。他们受到西藏的诱惑，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后来却糊里糊涂到达了古老的温泉小镇马纳里（ Menali）。两个人睡在油渍渍的床单上，染上了疥疮。

虽然披着格子呢披肩的尼姆·卡洛里·巴巴和壮观的葬礼火堆场面颇为感人，乔布斯和科特基还是照原计划启程前往凯因奇（Kainchi）。他们在花哨的印度诸神偶像和塑料的奎师那（Krishnas）中间闲逛，却发现一伙乐师败坏了这个静修地，他们演奏虔诚的乐曲是收钱的。虽然情况多变，两个人还是在凯因奇盘桓了近1个月。他们向一户经营土豆农场的人家租了一间简陋的水泥屋。生活很方便，两个人可以安静地看书，这么安排另有一个好处：屋子不远处有块大麻地，他们摘下大麻叶，烘干后吸食。土豆农场主的妻子还为他们提供基本的送餐服务，把印度水牛产的牛奶卖给他们喝。她把牛奶加热，加糖，给他们端来。有一次，乔布斯跟她找麻烦，说她在牛奶里掺了水。两个人语言不通，打着比划交流半天，后来女主人气愤地责骂乔布斯是个罪犯。在凯因奇的市场，商贩在驴车上卖菜，科特基记得乔布斯讨价还价，分毫不让。“他在别处打听了价格，知道了实价是多少，就据理力争。他不愿挨宰。”

酷热难耐的夏天让乔布斯对他幻想中的印度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发现印度比他想象中穷得多，印度的真实状况与它神圣的光辉之间存在触目惊心的差距。他透过瑜伽导师高深莫测的说教、透过黄色的保健符、印度教的功德、能量、隐士和礼拜桌，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我们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待上一个月，得到醍醐灌顶的顿悟。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也许托马斯·爱迪生对改变世界作出的贡献，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乔布斯回到加利福尼亚时，因为患过一场痢疾明显地瘦了，头发剪得很短，身穿印度服饰，整个做派与Pong和示波器风马牛不相及。南希·罗杰斯记得：“他回来时很怪。他想离人群更远一点，更注重精神生活。他把眼睛睁得老大，瞪着我，眼珠子一动不动。他请我过去吃饭，自己扮作古鲁。他也到我这里来，看着他以前送给我的各种小礼物，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好像他要把一切纽带彻底割断。”

乔布斯1974年秋天从印度归来，也标志着他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跳房子游戏。他在雅达利和电子消费品日渐消弭的边界和罗伯特·弗里德兰替有钱的亲戚经营的占地300英亩的俄勒冈农场之间跳来跳去。不过，他先是向北出发，去了俄勒冈尤金镇的一家旧宾馆，即由加利福尼亚的精神科医生阿瑟·贾诺夫（Arthur Janov）的学生改造而成的“俄勒冈感觉中心”（Oregon Feeling Center）。

乔布斯看过贾诺夫的畅销书《原始尖叫》（Primal Scream），他花1 000美元参加了为期 12周的心理治疗，据说该疗程可以解开根深蒂固的症结。贾诺夫和他“俄勒冈感觉中心”的学生们似乎是在帮助患者作情感大扫除。“这种疗法一切围绕感觉……我们一边说’爸爸，请你对我好一点。妈妈，我爱你。‘一边捕捉自己的感受。”乔布斯来了兴致。“这事听起来很有意思。你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悟，可以体验到全新的感受。它不是要你冥思苦想，而是要你用心去做：闭上眼，屏住呼吸，沉下心去感受，再走出来时，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