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洛帕克镇与外界不相通的一端看上去像个乱七八糟的旧车市场。撞扁的大众甲壳虫、晒得发白的面包车和有气无力的福特Pintos，三三两两停靠在简陋的石子路两侧。车停得东倒西歪，紧贴车道边一面长满常春藤的墙壁。顺着这条车道，几台火车头胡乱停靠在几个居民小区，或是丢在没有粉刷的栅栏前。不少司机和乘客要么听说、要么见过一张不起眼的传单贴在下面这些地方的公告板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伯克利计算机系和门洛帕克的“全球车店”（the Whole Earth Truck Store）。这份传单有两个标题：“业余电脑用户群”和“自制电脑俱乐部”，夹杂在征集舍友和寻找丢失的汽车的海报当中，争夺人们的视线。标题下面的问题透露出些许线索：“你在自己组装电脑吗？组装终端、电子打印机、I/O设备或别的数字魔术匣吗？你在花钱购买电脑的分时服务吗？”

这些海报引起了斯蒂芬·沃兹尼克、艾伦·鲍姆和另外30多名硬件工程师、电脑编程员、技师和元件供应商的注意，他们从四面八方，从帕洛阿尔托、洛斯拉图斯、库珀蒂诺、森尼韦尔和圣荷西出发，驶上280号和 101号州际公路，或者从奥克兰和伯克利出发，经过海湾大桥（ Bay Bridge），驶过旧金山，驶向戈登·弗伦奇（Gorden French）家那间贴墙板的平房。

1975年3月5日，在氤氲的暮色中，弗伦奇和朋友弗雷德·穆尔（Fred Moore）在车库里四下忙碌。弗伦奇是一名电脑编程员，40岁不到，胡子拉碴，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为了给森尼韦尔的社会保障部设计一个保存记录的系统，已经忙活了好几天。穆尔具有僧侣的端然气色，几缕稀疏的褐色头发编成马尾辫，鼻子苍白消瘦，门牙有几颗是假的。两个人从屋里拖出几把椅子，摆成半圆形，把混凝土地板上的几块油渍用报纸盖住，在杂物间门口的野餐桌上准备了一台磁带录音机、几盘甜点和几罐柠檬汁。

弗伦奇和穆尔是怀才不遇之辈。两个人都是“人民电脑公司”（the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PCC）的员工，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公司在整个旧金山半岛的电脑爱好者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公司由罗伯特·阿尔布雷克特（Robert Albrecht）创办，此人是小型计算机前途无量的早期信仰者，希望帮助人们，特别是儿童学习电脑知识和BASIC编程法。阿尔布雷克特写过《电脑喜欢我》（My Computer Likes Me）和《点了回车键以后做什么》（What to Do After You Hit Return）等书籍，他创办人民电脑公司的初衷，是想出一份通俗小报，报上要画满各种卡通和图表，拿电脑逗趣，借以揭开蒙在电脑身上的神秘面纱。

20世纪 70年代初，为数不多的该报记者每周在PCC的办公室举办自带饭食的晚餐会，边吃饭边聊科技和电脑的话题。快到1974年底时，阿尔布雷克特决定终止举办晚餐会，集中精力办报纸，摩尔和弗伦奇成了没有知己的单干户。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穆尔觉得自己丢了PCC的编辑身份纯属受骗上当，他埋怨说 “罗伯特·阿尔布雷克特想当所有替代电脑用户的大佬”，建议大家召集一次会议，让小型电脑爱好者都来参加。在穆尔心目中，“自制俱乐部”是他倡导了大半生的诸多替代项目中的又一个项目。他是伯克利的毕业生，年近60，他推动废除了ROTC（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的强制会员制。

60年代中期，他作为“非暴力行动委员会”（Committee for Nonviolent Action）的代表在全国巡回演讲，驾驶汽车满载广告牌和宣传册，足迹遍及各大院校和美国各地。他有过两年的铁窗生涯，罪名是违反了选择性服务法。他在这场蹊跷的牢狱之灾降临之际，成了单亲父亲。越南战争后，他一头扎入另类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工作是上天的馈赠，反对传统经济学、金钱有价、土地所有制和对自然的亵玩。他想在门洛帕克的“全球车店”周边建立一个“信息网”，再延伸到半岛各镇。他的座右铭是“要信人，不要信钱”，他主张使用“财富是多重相互依存关系的协同增效”之类口号。

他留着卡片目录，把那些将普通的业余爱好达到痴迷地步的人名记录在案。除了修汽车、露营、戏剧、游泳、摄影和钓鱼这类常规的消遣以外，穆尔还列有对串珠、生物反馈、葬礼、穹顶、垃圾、硬件、阴谋、管路系统、按摩、织布机、花柳病和蒙古包等酷爱成疾者的名单。他的索引系统记下了电子学和电脑爱好者的电话号码，穆尔本人对斯坦福医疗中心几台供学生和外人操作的IBM 360很熟悉。在穆尔看来，大型计算机制造商（主要是IBM）像纽约的银行、政府机构、货币主义者和石油开采商一样不可信任。他对“自制俱乐部”的设想因此囊括了包罗万象的兴趣爱好：“电脑没有理由像IBM的机器那么贵。我只想促成小型计算机上的信息交换。”

穆尔模糊而仁爱的世界观找到了知音，就是那些走进戈登·弗伦奇车库的人们。其中一个叫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他在费城长大，20世纪60年代从伯克利辍学，在“伯克利野蛮人”（Berkeley Barb）和“伯克利部落”这样的非主流报社当了一名记者。费尔森斯坦口才好，反应快。他在Ampex公司当过工程师，后来去雅达利求职遭到阿尔·奥尔康的拒绝。他住在“资源1号”（Resource One），那是一幢坐落在旧金山仓储区的坚固大楼，居民共享财产，责任共担。在家家户户的香蕉面包和经常堵塞的水槽间，他精心呵护着一台20世纪60年代声名赫赫的主机电脑SDS 940。费尔森斯坦等人希望，这台斯坦福研究院淘汰下来的电脑可以构成所谓“社区记忆项目”（Community Memory Project）的基础硬件。他在《协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明电脑何以是“快乐的工具”，可以提供“次级信息”，让志同道合的人们走到一起。费尔森斯坦及其同道希望，只要把终端与大型计算机联网，就可以建立一块电子公告栏。费尔森斯坦有个分裂的构想：“它可以成为草根网络。它可以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