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们各有自己的婚姻，两人是社交关系，都对心理方面有学术兴趣。我们发现共处的时光非常刺激、兴奋。基卓学完针灸，从英国返回后，在焕祥隔壁开业，两人共用一间候诊室。我们每天见面讨论病人的状况（没错，他们在那个时代被称为病人，我们当时尚未跳脱医学模式的语言：治疗师和病人），我们会讨论自己如何处理病人、什么方式对病人最有效。当然了，我们是以心理学的方式处理病人，都相信人只有改变态度和方法才能改变生活，即使病人的问题是身体上的不适，我们最大的兴趣仍然在于他们如何与自己的世界建立关系。大家都在治疗关系中对我们敞开，坦诚、详细地分享生活中的亲密和痛苦。 讨论病人的临床问题时，我们的兴趣都在于如何与病人有更深的接触；我们和他们的互动越有意义，他们就越能得到扎实的收获，进而处理生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越了解他们，他们就越了解自己，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进而促进疗愈。所以，我们想知道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其中一个障碍就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专业距离。病人愿意同我们分享自己的生活和问题，但我们认为应该保持客观的距离，这种方式显然使我们无法全然投入治疗。于是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我们决定尝试敞开自己，放下医生的角色，成为陪伴案主的人（当我们敞开自己、愿意分享时，病人就成为人，而不是物，所以现在改称“案主”，而不是病人）。可是我们发现自己会有防卫和偏见以及僵化的态度，认为事情应该如何，而不是单纯地欣赏他们，以至于限制了我们与案主的关系。

在晨间讨论时，我们开始注意自己身为人的限制如何局限了我们与案主的关系，我们想要找出自己的心墙和防卫，克服我们与人保持距离的习性，如此才能使疗愈的过程更深入。所以我们决定从自身开始探索，了解彼此如何设下藩篱、保持距离。简言之，我们决定看看彼此能亲近到什么程度，并解决每一个妨碍亲近的心理防卫作用。

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的感受以及对彼此的感受，这才发现我们多么不善于把感受化为言辞。我们能自在地在餐厅抢着付账，或互相赞美对方，作为关心、喜欢对方的表现，却很难直接说：“我喜欢你这一点。”更困难的是直接说出负面的话，但负面部分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过于客气以至于无法说：“我不喜欢你这一点。”我们了解要使亲密越来越深入，就必须说出正向和负向的感受。付诸实行后，我们的晨间讨论出现重大的突破，没多久就不再多谈案主的情形，而越来越常讨论对彼此和对自己的感受。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我们为了这个过程，开始提早一个小时到办公室，然后是一个半小时，接着是两个小时。每天工作结束时，也会见面讨论当天的想法和感受，为了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天晚上再花一个小时打电话分享。

我们越熟悉彼此，就越了解自己以及两人共有的历程。每当我们的晨间讨论有什么新发现，接着就会惊讶地看见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当天许多案主身上，好像我们必须先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自身的关系问题，才看得见别人身上相同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建立理论：专业人员只能陪伴案主走到专业人员本身准备好要去的地方。

案主非常着迷，可能也有一点震惊，他们开始把会谈中学习的人际技巧应用到家人和朋友身上。我们发现他们提早抵达诊所，和我们的秘书聊天（她也对人际沟通感兴趣），案主间开始互相谈话，在候诊室发展友谊！由于我们的案主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因此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动力。焕祥的案主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要处理的是人生方向和亲子、学校问题；基卓的案主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为了西方医学无法处理的慢性疼痛和特殊疾病而接受针灸治疗。候诊室成了这两类人的熔炉，他们开始真心欣赏彼此，从相互的关系中学习。矮小的老太太带饼干给小太保吃；我们一直不确定年轻人带了什么玩意儿回报老人家！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这些人对彼此越来越感兴趣，对医生反而渐渐失去兴趣。他们甚至互邀对方在自己的约诊时间前来，在会谈中越来越对自己负责。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办公室常常聚集了好几个人，他们是在会谈后留下来聊天的。团体沟通的过程自然出现，案主的问题则日渐改善！

接下来我们开始到乡间带领短期的住宿体验学习团体，这些工作全部用团体方式进行。在候诊室和办公室的经验中，我们已看见团体工作的效果。大家在团体中的收获使我们感到振奋，如此丰硕的成果远超过个别咨商的效益。团体过程有助于避免惠特克（Carl Whitaker）针对个别心理治疗所说的“情绪相奸”（emotional incest）①。我们开始梦想拥有一座农场或乡间场所，将之改造为风光的大规模候诊室，让众人同聚一处、彼此相会、互相了解、帮助对方，以达到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