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千百年来都把上句解释成孔子说：三百篇诗的总评，可以用一句话来涵盖，就是“没有邪思”。

如果真是这样，各位不会觉得孔子评诗的言辞有点不对劲吗？它好像是从机器人口中说出来的话，不带一丝感情，没有半点诗味。

大家都知道，孔子不但是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艺术才情，充满音乐细胞，喜欢唱歌咏诗的人。

而这三百首（实数为三百零五首）诗篇又是他亲手从三千多篇诗中挑选出来，并且还替它们校正了音韵。他怎么可能在完成了选诗正音工作之后，却对自己的诗选说出这样一个没有感性的总评？所以，我敢肯定前面的解释是迂解，是不对的。

为了要说明此点，得先从“诗”的背景谈起。

孔子那时候的诗篇，已经流行于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约在三千首以上。它的创作时期涵盖了西周初期到孔子生活年代之间约五百年。作者从庶人至王侯，社会各阶层都有。它的内容多姿多彩，包罗极广，其中有男女恋爱的唱咏、家庭生活的描述、田野的风光、社会的疾苦和诉愿、时政的歌颂或批评，乃至鬼神盛德的赞美等等。其表现的方式有直说的，有比喻的，也有曲折暗示的种种不同。

而这三千多首的集成，有的是由贵族主动呈献的，有的是由政府专职人员到民间各地去采收的。它们最后都汇集到了乐官手里，再加整理并谱上乐曲而成的。所以，那时候的诗不但可以唱，有些还可以舞呢。（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近代有人根据考证，说那三百首不是孔子编的，事实上那时只有三百首左右，是别人早已编好了的等等。老实说，笔者认为在考证事件中，最有价值和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有新发现。但考证是一门科学，不能为了有新发现，而私心用事地瞎说一通。以那光辉灿烂的“周”文化而言，孔子以往五百年中，全社会只出产了三千首好诗，还算多吗？做学问做得离常识太远而不自觉，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

由于那时文化传播没有现在普及，而诗的唱咏，既可以陶冶个人的性情，又可端正社会的风气，所以诗的影响力在当时显得特别突出。不只如此，由于诗的用字简洁而寓意深远，在政治人物交谈时，在国与国间交涉时，碰到不好直说的话，如能巧妙地引用一两首诗中的语句，来曲折委婉地暗示己意，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孔子曾针对这个诗的功能说：“不学诗，无以言。”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诗，他在谈话的技巧上将会有所不足。）因此，诗在那个时代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在学习它，都把诗列为必修的课程。（社会上既然如此重视“诗”，五百年只出产三百首好诗，也说不过去吧！）

然而，三千多篇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要全学，无疑将会费时颇巨。孔子乃仔细研究了每一首诗的内容，并以诗的内容是否具备“端正风气、陶冶性情而不及于淫乱（思无邪）”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作为他教诗的教学材料。（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淫”字在古时是指情绪、情感之无序状态或泛滥，例如《八佾》第二十节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指这方面而言。这与现代几乎专指男女情欲方面有所不同。）

到此，一个假设性的谈话背景就跃然而出了。那就是，有人问孔子道：“诗有三千，你选三百，你择诗可有什么标准？”孔子说：“有，我选诗三百的标准，简单一句话，就是思无邪。”

故而，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地意识到，“诗三百”的“诗”字，不是名词，如天雨“雨”人一样，是一个动词了。所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是孔子在总评三百诗篇的内容，而是在说他选诗三百的标准。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来解释本节，就是认为千百年来的解释错得太离谱。把一个感性丰富，在多方面代表着我们文化的人物，变成了古板无趣的模样。我们有责任把孔子精神的本来面目还给孔子，这样才能对我们的文化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