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本节是本书定稿后临时加上来的。因为历来对本节的解释没有太大问题，就算有“惑”也只能算半个，而这半个出在“格”字的解释上，所以最初没有选入《论语辨惑》之内。不过，后来想想，一则由于确实有人误解这个“格”字，再则这个“格”字牵涉到与《论语》同列四书之一的《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的重要论句，而我个人又以为历来很多人对那个“格物”的“格”解得有问题，乃决定乘此机会提出讨论。

有人把这个“格”字解成归服和归顺的意思。笔者以为相当不妥。因为，归顺、归服是牧民心态，这正是威刑的结果，明显与原文意思相反。另一种解“格”为“格正”的意思，本人赞成。什么是格正呢？说白点，就是纳入了正常规范。所以“格”字，就名词来讲应该是“规范”，就动词来讲就是“纳入规范”的意思。

至于《大学》中，关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字句，朱熹是怎样解释“格物”二字呢？朱熹解“格物”二字为“即物而穷其理也”。老实说，笔者实不知他是怎样扯出来的。就算是吧，还有“为何穷”、“如何穷”、“谁能穷”等一大堆问题横在那儿，因为这本《大学》是写于春秋时代，那时代的人，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就不错了，《大学》的作者会要求人们去穷什么理？实在太走样了吧！但奇怪的是，自朱熹以下，千百年来，似乎很少被人怀疑过。清朝末年，对于西方传入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还统称为“格致学”呢！又，据说明代王阳明先生最初也承袭了这一解释，于是，有一天，想做实验，就对着一棵竹子格将起来。结果格来格去，格了一段时日硬是格不出所以然来，最后终于格出了一场大病，乃恍悟所谓格物者乃“格正我心之非”，并因此发展出了另一派学说。不过，以我个人之见，不论朱说还是王论，皆非《大学》本意。

笔者认为要了解《大学》的本意，得先了解《大学》这本书的性质。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春秋那时的“大人”，是指管理人民事务的从政者。所以当时《大学》不是给一般人读的书，它是专门针对要从政者而写的一本有关品德、人格、知识、理念的养成书籍。简单地说，它是一部从政指南。故而书中所说，多与行政理念的养成有关。

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此点，我想先意译一下“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整段话，如下：

“一个从政的人，想要使内心平正、平稳、有踏实感，精神上就得建立起一个类似信念的诚意来。而诚意的建立，不是无条件或盲目的，它要架构在真知灼识之上，而真知灼识则是从格物而来。”

“真知灼识则是从格物而来”这话怎样讲呢？就是：真知灼识是从推动事物正常化或规范化（从政者的责任）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历练，经过了慎思、明辨等过滤程序而来。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得来的知识才称得上是适时、适用的真知灼识。所以“致知在格物”这五个字是不可以无凭无据地、抽象地解之为“即物而穷其理也”的。

总的来说，原始儒家（孔子及其弟子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儒家）的哲学，是充满实践精神的。它是一种非常注重思想与实践结合的哲学。实践哲学不尚空谈。而后世的穷什么理、尽什么性，显然是脱离了中道的“中庸精神”。这也是我不能认同朱说王论的理由之一。

不过，笔者在此必须声明：我说不能认同，不是指不认同他们学说的内容。他们能够立说成派，影响几十个世代，如果学说内容没有一定的特色和道理，是办不到的。此地的不能认同，是针对他们对《大学》中“格物”的解释，请读者不要误会。

另外，笔者想顺便在此谈一下本节蕴涵的重要意义。

在本节中的“政”、“刑”，有相当于“法”的意思；而“耻”，有相当于“德”的意思。从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认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只有“法”是不够的，不但不够，而且不好。

“法”犹之乎一条刚性的防御线，没有纵深，也没有弹性。如果在社会的建设中只注意到“法的完善”而忽略了“德的培养”，那么，可能很多人之所以不越轨，只不过是畏惧法律而已，并非因知耻才却步，而有些没道德却有高智商并懂法律的人，却可能因知法而玩法。更有一些野心人士，为了一逞私欲，发明了“法律边缘论”，他可以在法律边缘游走，为了一己之私而以社会安宁为代价，你却拿他毫无办法，因为他没犯法。而一些低智商狡猾之辈，也会常存侥幸之心，去犯法逃法。甚至社会上还会衍生出一种“只要不犯法，我爱怎样做，有何不可以”的“次文化”出来。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真平等，也不会有真幸福的。

因此，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我极其期盼着立法界的人士，尽量避免一边倒，切记应用心看看是否可以根据自己文化的特色和优点，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涵盖面较广，具有合理弹性，而又能多方面照顾到国民，兼具天理、人情、国法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系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