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笔者认为本节蕴涵重要的精神意义，但历来解者多轻轻带过，殊为可惜，故而想在此处略为发挥，尚望高明指教。

首先，笔者想指出这里有一个可疑的音误字，那就是“易”。照朱熹的解释：“易，治也……言丧礼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也。”但细看全文，总觉不甚通顺。按照笔者之意，这个“易”字极有可能是“仪”的音误字。原文极有可能是：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仪也，宁戚。”

林放问孔子“礼”的依据是什么？林放问这句话，显然是心有所感，有感于当时的礼仪（礼的外表）已走向繁华、烦琐而内心却无真情。孔子听问后，说“大哉问”。这样的问有何“大哉”？因为此问显示出林放内心已经触及到孔子也有同感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礼的根本精神”。所以孔子接着说：礼的根本，在内心的人性真情，礼的外表是根据内心的人性真情加以“文化”而成。“如果内心没有真性真情，遇到喜事或庆典，排场虽盛大豪华，并无意义，与其这样，不如省一点，宁愿从俭。遇到丧事，与其繁琐地面面顾到，行礼如仪，而内心并无伤痛感，还不如免了，还不如不要礼仪，只要伤痛感（戚）。”写到此，笔者想顺便在这里谈谈孔子那时的“礼”。

孔子一生中最重视“礼”与“仁”。我们现在谈到“礼”就会想到礼貌、礼仪，而且好像就是这些，其实大大不然。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礼”的含义非常广。那时的“礼”可概括性地看成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它的涵盖性远超过现代的法律所能涵盖的范围。它规范了人与人的行为准则，例如父对子应如何，子对父应如何；朋友相交应如何；长者对幼者应如何，幼者对长者应如何……君对臣应如何，臣对君应如何；君对民应如何，民对君应如何……同时，也规范了种种国家运作的制度。所以说“礼”可概括性地看成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其意义在《左传·郑庄公戒饬守臣》一篇里说得很明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范的要点并非凭空想出来的，它们都是我们的先民以人性的实情为基础，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加以善化和美化和随时代变化再加改进而成。其精彩之处在其“相对性”，有权利也有义务，例如子对父要孝，父对子要慈、要教等等。只可恨秦以霸力“专制”天下之后，汉帝国又多因秦制，从此以往，天下变成彻底的私有，这种相对性就逐渐消失了。在专制的统治下，君王权力高涨，在上者只讲权力，只享权利，藐视应尽的义务，而历代又有甚多无知或无耻的朝臣与文人，涉足其中，推波助澜，去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把一套合情合理、充满生机的规范，加以扭曲，并说成天经地义似的，硬生生地给“圣化”和“神化”了。天下的事就是这样，不管是多好的东西，多好的理念，一旦圣化、神化，必然僵化。事物一旦僵化，必然腐化。这就是我国近两千年来，文化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谈到“文化”两字，环顾当前的情形，忍不住要在此呼吁读者诸君，请你务必了解，文化不是一种知识，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也是民族的性格。它关系到在多民族的竞争中，一个民族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了在多民族的竞争中，一个民族是昌盛，是停滞，还是趋于灭亡。在我们力求建设自己的时候，只要触及文化，就应探索我们文化的真精神，不能看到病态的表象就认定自己体质很差，糊涂地把过去一概抹杀，使自己成为真的文化真空或文化白痴。如果我们还想自尊自豪地永久立足在世界上，我们在去弊的同时，也应把我们文化中的优势发掘出来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