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很多人把它解成：“在那些文化落后的地方如夷狄，就算有君主，也比不上我们华夏诸国没有君主的情形。”

这样的解释乃“自我意识”过分膨胀的结果。真是这样，就不值得写在《论语》里了。

其实，只要用点儿心，将不难发现，句子里的“君”不是僵化的指“君主”，是泛指国家的“君道”，也就是君臣之礼。

孔子在当时，眼见周王朝建立的一个井然有序的大社会，正在逐渐崩溃，想要拨乱反正而力不从心。不知在什么场合，因感时伤世而说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夷狄那样文化不如我们的地方，都懂君臣之道，不像我们华夏诸国到处都是“君不君，臣不臣”了。

在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前言”中的话：“要解《论语》，对孔子的人格、思想、心胸、气概，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述那种自我膨胀的心理，与目前“白人至上”的褊狭心态相比，还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吗？哪里看得出有一点“有容乃大”的气概来。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征之矣。”

“礼”泛指典章制度、风俗文物等，因为它们与礼有紧密结合的关系。

“征”是证验、考证的意思。

“文献”，“文”指典册而言，“献”是知道故礼的时贤。合起来可把文献看成资料的来源，进而直接当“资料”来讲。

杞是夏亡后，夏后裔的封国。

宋是殷亡后，殷后裔的封国。

许多人把本小节解释成：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可以说出大概来，但我却不能从杞去求得证实。商代的礼制我也可以说出大概来，但也不能从宋去求得证实。因为这两国的文与献都不足够，如果够，就可以证实我所说的话了。”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如果够，就可以证实我所说的话了”，非常不妥。这好像是说孔子因为杞与宋的文献不足，所以“吾能言之”的“言”，只是基于传闻、推测和臆测而来似的。而且这样解释，明显地与《为政》篇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发生了矛盾。

事实上，在周代，对于史料保存最完善的，除了周天子的宗室，就要算鲁国了。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邑，而周公又是周制的创始人，所以鲁国拥有大批类似周宗室的资料副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为时较孔子晚的庄子也曾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知识分子）多能明之。”算是一个旁证。孔子是鲁国人，他的“好古，敏以求之”，驱使他在少年时期就有志于学。他个人对前朝的典章制度、风俗文物都做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以至在他三十岁时，就以“知礼”闻名于鲁了。后来他又在鲁国做过官，在资料的取得方面更为方便；以后又周游列国，也去过周室，接触过很多文献，所以孔子对古史的了解，可称得上是当代的大师吧！只不过由于有“敏以求之”的个性和“学不厌”的特质，他总想知道得更多些，想从杞与宋多找到些有关前朝某些传闻的资料，但是他失望了。他发现杞与宋的文与献两者皆不足，不能对他的进一步考证有所助益，于是乃有“足，则吾征之矣”的叹语。

综合本小节的意思，是孔子直接地感叹杞与宋的文献不足，间接地在强调资料的详尽记载和妥善保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