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考证，就忍不住想要说点儿题外话。

其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各国所记典章制度和国家大事的史料全搬进了咸阳。想不到十多年后，发生了楚汉相争，除了萧何有可能取出部分作为参考（或参考后，又还回去了）而外，余下的庞大部分都被项羽火焚秦宫给烧光了。再加始皇焚书坑儒，散传在民间的其他著作也遭到了浩劫。万幸秦代不长，汉初还有一些存活的老儒，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一些部头不算太大却流传较广的作品，背诵出来，得以传世。至于那些在咸阳宫中，极为珍贵的大部头史料和典籍却变成永无可考的灰烬了。这是我们后世应知的一大憾事。

其二，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中国百废待举。民间在文化的整理方面，曾经吹起了一阵继清之后的考证之风。有人从外国学到了实证方法，回国大搞证据考证。讲究一切要拿证据来，这当然是对的。但可惜其中有些人，只学到那种方法的一半，而且搞过了头。对那些提不出证据的事情不懂得“存疑”，不懂得给自己及后继者留个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就盲目地加以否定。两千年前，世代相传、态度严谨的史学家说的不算数，要“我”两千年后的人，经过“我”的考证才作准。所以，我们的文化只到殷商为止。禹王所立的夏朝，由于找不到证据，就快刀斩乱麻地被列入神话中的王朝了（甚至夏禹王都被推断成是一条大虫）。当然，夏以前就更甭提了。这种事如果只在考证的圈子里也就罢了，不幸的是偏偏有人高居学术要位，名气大得很。影响所及，不知不觉地造成了一股疑古的势头，由疑古进而变成反古，由反古进而反传统、反文化。当时，以斫伤自己民族自尊，作践民族自信而洋洋自得的大有人在。（笔者写到此处，深以国人中有此表现为耻，并为之叹息不已。）他们总以为自己很科学，其实，民间传说很久的史话，如果找不到证据，存疑才是科学，否定是反科学的。何况世事有很多不一定要用“拿出证据才予肯定”，有很多事用常识也可以肯定。例如，台上一位大钢琴家正在进行一个难度极高的弹奏，我们不需要找到他长期苦练的证据，才能证明他的技术是由长期磨炼而来。同样，两千五百年前，春秋那个时代，那种多姿多彩的人文精神所展现出的盛大面貌，在种种变革脚步甚缓的时期，又岂是短短千百年就可凭空演化孕育而来。

事隔几十年，回头再去看看那股歪风，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考证上的成就实在非常有限，但它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大得无以复加。

由于清朝的腐败，晚期不断丧权辱国，已使我们中国人从骄傲变成自卑，但还有希望。这好比一个人遭到某种不幸，把手中的钱全部花光了，但是银行里还有一大笔定期存款尚未到期，到期了还可翻身。但这股歪风，却使国人从心里去否定自己的文化，其结果就好比那人的存款又被别人盗领走了，翻身变得相当困难。还不止于此也，我们甚至看到，这股由考证引起的歪风，为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还创造了契机。“文化大革命”时，提起“封建”就代表着过去的种种腐败，乃至提起过去，就想到封建。封建→腐败→过去→封建→腐败→过去……在那时期，在广大人民的意识里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历史的真相、文化的精神和人民的自由想象力与创造发展力完全都被封杀了。以致即使到了今日，虽然已经有人了解到“固本培元”的重要性，想要重建自己的文化，寻回自己的灵魂，但是这个循环的作用力还梗在那里，频频作祟呢。

读者诸君：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的意义，却是主观取向的。历史是多面的，全凭各人的意识、立场和需要而取义。或者有人为了某一目的，不惜丑化过去，但“一面之词”毕竟不能代表“多面的全体”。

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寻回自尊，要使全民团结爱国，我们就要停止大力丑化自己过去的那种做法，不然的话，自尊从哪里尊起？爱国从哪里爱起？因为我们已经被丑化成为一个不足为尊、毫不可爱的民族了嘛！再说，西方世界不惜代价来美化它们的文化，我们却不惜造谣来丑化自己。时处资讯交流的大时代，想要不崇洋媚外，势比登天还难。这是有识之士，不可不知的道理。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当局应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取向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