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从属藩离去之后，朝鲜成为大清最为重要的“外藩”。虽然此时的大清，自己已伤痕累累，内忧外患，尤其是与法国短暂及灾难性的对抗后失去了越南，这标志着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自强运动基本失败。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并没能让大清强盛到足以抵制外国列强。李鸿章虽有自己的一套外交策略，但他显然怕再次被弹劾，知道维护大清威严的重要性。所以，当朝鲜被推到国际舞台上时，李鸿章再也不能把它弄成“第二个安南”了。李鸿章抓住壬午之变、赦免大院君回国、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等，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以显大清的宗主地位，也给国人长长脸面。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从厕身军界以来，就一直以敢作敢为着称，加上一路上来，仕途多为平坦，赞美之辞不断，有飘飘然之感。这些都助长了他高傲自满的情绪，遂对朝鲜内外事务多加干涉，专横跋扈，俨然以监国自居。

李鸿章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朝鲜事宜。袁世凯自知李鸿章心思，对李政策多有揣摩。此时，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益尖锐，英、俄在中东的对立也波及朝鲜。俄想从朝鲜获得利益，在甲申年冬，就有“俄韩密约”的酝酿，有穆麟德私约俄国派人教练朝鲜军队，请求俄国保护朝鲜，接着又有英国占据巨文岛事件。日本对英、俄的行动很是担心，尤其是对俄国，恐俄先于日本夺取朝鲜。日本自觉无奈，遂想联合中国，以求制衡俄国。英国也不愿看到俄国窃取朝鲜，就默许甚至怂恿中国对朝鲜加强控制。李鸿章看到国际形势有利的一面，遂对朝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但此时的朝鲜，已经成为列强在远东角逐的战场，列强不愿看到中国在朝鲜独大的局面，遂有列强“共同保护朝鲜”、“朝鲜中立”等主张。而此时的国内舆论，特别是甲申之变成功平定后，多主张在朝鲜设立“监国”或改朝鲜为县郡，张謇、张佩纶等人甚为积极，中国人好大的心态再次作祟。袁世凯最初也很积极，曾直接向李鸿章建议过。但李鸿章既不愿让朝鲜中立，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也不愿因“监国”招惹事端，“朝鲜监国之举，局外每持是论，钧意未肯率为附和，深识远虑”。于是，李鸿章采取了内外呼应的折中办法（即李在国内，袁在外），派干练的袁世凯驻扎朝鲜，名义上是总理交涉商务事宜，但同时又“内外紧要事宜”“与以商榷”，有如监国之权。

袁世凯获得此命后，异常高兴，虽然李鸿章告诫他：你的身份并不能与朝鲜国王并肩谈判，更不能发号施令。袁保龄也告诫他：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但轻躁妄动、年少得志的袁世凯，显然还没历练够，不免气盛专横，自认为只要政策严厉，执行到位，自然就能控制好朝鲜，年轻人总是这样自命不凡。“慰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难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敌国，幸属慎之。”（张謇一面对袁世凯身上的世故习气颇为担心和不屑，但又把袁世凯比作东晋名将谢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袁世凯这个年轻人的敬佩之情。）袁世凯也自云：“朝鲜自君其国，自子其民，与各国立约互称己为自主，不过受辖于中国耳！如以不臣于人为人主，是图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公之国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