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以监国自居，“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甚至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不令袁知，辄曰任用小人，必去之而后已”。在交往仪式上，袁世凯与朝鲜官员交往，均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另外，在“入贺”、“赐奠”等礼节上，朝鲜虽有不甘之心，但在袁世凯的督促下，依然延续。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朝鲜赵太妃病逝。朝鲜即向袁世凯及清廷北洋大臣禀告。按照礼节，藩属国的国王、王妃等去世，还需派遣“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清廷亦派使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这次赵太妃病逝，朝鲜欲取消“大丧礼”，遂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则不断催促朝鲜王室，最后朝鲜只好派使前往。清廷也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赐祭朝鲜国母妃正副使。

袁世凯在朝的“宗主监国”身份自然引来其他国家的嫉妒和不满，日本对袁世凯多有气愤，日本本以为朝鲜可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袁世凯却成了它的侵吞朝鲜的绊脚石。日本始终有“袁久驻韩终必为患”的思想，一直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以除心患。日本“热心国事者谓：袁此等举动，势将并吞三韩，不可坐视。宜忠告袁世凯，如不听则戎衣相见”。尔后，日本政府又致书驻日公使徐承祖，嘱清政府命袁世凯前往东京，与日本执政诸臣面商一切。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告诫袁世凯勿损害朝鲜之自主权，宜劝其变法，以图自强，且中日两国应协力图谋。袁世凯则告诉日本政府，朝鲜乃清之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日本政府遂越发气愤，“我国当时亦无知之何。而我君臣，见清于韩种种虐待，实代不平”。

美国对袁世凯的专横跋扈，也有不满的情绪，美国曾直接致电清廷诘问：“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高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与议，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屡有事件，自以为与高廷相近，与他国大臣不同。……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高之员，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在美国眼中，袁世凯的“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就是“三等公使”，不能与美公使平起平坐。但遗憾的是，袁世凯不但没有因为“三等公使”而委居美公使之下，反而居上，公使会议常派唐绍仪代充。美多任驻朝公使对袁世凯多有非议，指责袁世凯地位特殊且过多干涉朝鲜内政。

袁世凯的傲慢、专横、跋扈，引来了诸多的非议、不满，甚至责难。这是由袁世凯个人“自大妄为”、“盛气凌人”的性情所致，也是因列强的“嫉妒”而生。处于浪尖的袁世凯，要办好事情，确有不易之处。还好这点李鸿章看在眼里。李鸿章虽然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的确有傲慢之举动，行为也不乏暴躁，但他也知道袁世凯还是在竭力维护清朝在朝鲜的“上国”地位的，遂默许袁世凯大胆“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