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也在思考，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把中国给打败了，而且还割地赔款。有志节的中国士大夫们都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议论，一些激进派的领袖就开始散发鼓动性的小册子，其中以康有为为集中代表。在《马关条约》即将要签订时，康有为就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虽然康有为的上书并未送到都察院，更未送达光绪帝手中，而此时倒有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举人和官员上书皇帝十五起，恳求变法富强，以报血仇）。此后，康有为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虽然有些问题不免夸夸其谈。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要求。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随后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势力。袁世凯对于康有为有几分敬重，他在徐世昌的引见下，也参与了维新的讨论，追随维新的主张，而且根据自己的思考，给光绪帝恭呈了更为系统的新政主张。

袁世凯在众人的推荐保举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十二日受到光绪帝的接见。袁世凯在这次觐见中，侃侃而谈，十分老练。当光绪帝问他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时，袁世凯从容对答：“我军积弊太深，难以与日本为敌。”光绪帝还询问了其他一些问题，袁世凯多能对答自如，光绪帝也甚为满意，遂颁谕要袁世凯将面陈未尽者写成条陈进呈。能给皇帝直接条陈，这是何等的大事，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袁世凯不敢怠慢，是真下大力气去做的（有史学家们认为是袁世凯找枪手阮忠枢等人炮制的）。七月一日，光绪帝收到了督办军务处代呈的袁世凯的“二品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为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恭呈，伏乞代奏事”（简称新政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袁世凯以充满新鲜的气息和见解，让光绪帝耳目一新。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二位学者对袁世凯的这份万言书作了全面剖析，认为是一份研究袁世凯早期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并归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