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并没有享受的感觉，忧郁症像不期而至的感冒，她觉得疾病来得不可理喻。但是医生告诉她，每一种疾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身的演变历史。

她通过向医生倾诉而追忆充满压抑和忧伤的青春岁月，她告诉医生，她的丈夫正是她少女时代暗恋的对象，她感到不可理喻的是，作为新婚妻子她为何没有幸福感。

医生认为，过去的压抑和忧伤累积过厚而无法自行消失，正是生命节奏开始舒缓，意志跟着消退，“历史”重新浮现，它开始干扰她的幸福，或者说，干扰她的幸福感。

医生希望约见她丈夫与他讨论她的病情。

她没有回应医生的建议，丈夫出差去了美国西岸，他们的时差颠倒，她需要和他说话时，他刚起床，或者正在去工作的路上。即使通上话，她也不会告诉他她的莫名的忧郁，她不想为他们刚刚建立的新生活抹上阴影。丈夫不是她青春期的梦想吗？她应该向命运感恩而不是忧郁。

她不承认自己患上忧郁症，也因此中断了与医生的联系，但这种“中断”并不能坚持太久，她需要倾谈时还是要去找心理医生，这个城市于她如同真空，她没有朋友，没有社会根基，她曾去一所小学教英语，但也只是个临时代课老师。

本科最后两年，她选择英语文学系，在教室和教授、同学一起讨论战后美国戏剧、女性作家的现代意识，那时她希望自己一路读下去，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像坐在讲台上那位留着长发的年轻副教授一样，端着纸杯咖啡进教室，没有什么讲稿，手里握着颇有争议的女剧作家的剧本，当然不是给幼儿讲解英语语法，而是和到达成人年龄可以合法买酒的年轻人，讨论文学展现的那个痛苦黑暗却又令人激动的世界。

她并没有后悔为了结婚而放弃读学位，她简直是迫不及待扑向婚姻，扑向龙。

她断断续续和医生见面，在排斥和需求之间徘徊，她又开始写诗，自从和龙好上后，阿宝几乎不再写诗，诗是给自己的止痛药，在痛苦的少女时代，她给自己写了两本笔记本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