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好儒的田蚡作了丞相，儒家得以登堂入室。《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这一政治变化：“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黄老、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原文：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尽管汉武帝开始任用儒生，但汉朝的法家治国理念并没有改变。史载汉武帝任用了大批正直廉洁的法家公务员文法吏（又称“文史法律之吏”，后来其中许多人被戴上“酷吏”的大帽子），还让张汤修改法律，使法律更为完善。

直到汉宣帝刘询（前92~前49，在法律中引入了儒家“亲亲相隐”原则），法家思想仍是西汉的指导思想。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就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因此严厉斥责了刘奭，一度准备让好法令的淮阳王刘钦作太子。

《汉书·元帝纪》载：（太子刘奭）性格柔顺仁慈，爱好儒家思想，看到宣帝所任用多是精通法制律令的官吏，又用刑名学派思想制约臣下，在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因为犯有诽谤朝政罪被杀后，曾经趁陪待宣帝宴饮时从容指出：“陛下执法太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本有自己的制度，就是霸道王道共用，怎么可以用德政教化天下，使用周朝的制度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好是古非今，混淆名实，不知该遵循什么，怎能把国家委托给这些人呢？”他叹息道：“扰乱我汉家制度的是太子啊！”从此疏远太子而喜欢淮阳王刘钦，曾说：“淮阳王能明察事理，又好法令，应该做我的太子。”这时淮阳王之母张婕妤特受宣帝宠爱，宣帝有意要用淮阳王取代太子。然而因为宣帝在少年时曾依靠许氏，自己和太子都是从低微地位上来的，所以始终没有舍弃许氏母子。（原文：[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不幸的是，宣帝的预言成了现实，他的犹豫不决则成了灾难。

元帝上台后，立刻封没有任何功勋的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邸一所。读经作官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儒生满朝，甚至执法也要“顺经术意”。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