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法家认为法令顺应民意是法令得以顺利执行的前提，也强调“严罚”。《管子·重令第十五》中认为，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原文：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到西汉盐铁会议的时候，是否坚持“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成了儒家与法家争论的焦点。儒生要礼治，主张“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而桑弘羊则坚持反对儒家的人治，他说：文学说帝王制定的法令，像大路一样宽广。现在的法令也像驰道一样并不狭窄，可是人们却公然犯法，就是因为对犯罪行为惩罚太轻了。万丈的高山，人们并不轻易去攀登，几万斤的重物，人们也不敢轻易去推举。正因为商鞅把在路上倒灰也定为一条罪，所以才把秦国的百姓治理得很好。盗马的人处死，盗牛的人判枷刑，是为了重视农业而杜绝轻易毁坏耕畜行为。边防军的士兵威武，粮秣大盛，是为了加强边防重视战备。因偷东西而伤了人与杀人同罪，是为了使犯罪的人从内心感到害怕，从而排除他的邪念。这就像内虚的鲁国借用楚国的军队去讨伐强齐，而被《春秋》所憎恶一样。所以轻罪重判，罪浅深究，是有原因的。法意之精微，本来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原文：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

大多数人认为汉初文帝废除肉刑是汉初“德政”的体现，事实与此相反，文帝虽用鞭笞代替了诸肉刑，但被笞者多被打死，鞭刑实际比肉刑还严厉。也就是说文帝是坚持了重其轻者的法家刑事政策的，景帝时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变，他下诏将鞭笞改成了轻捶，使受刑者得以活命。东汉崔寔（？～约170）在他的《政论》中记载：“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损其命，鞭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

西方文明的反自然基因

最后，历史上西方文明一直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早就将环境纳入了经济系统，强调自然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有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黄帝四经·果童》中记述了黄帝的一段话，从中我们能看出先民的自然主义经济观。他说，人民仰仗上天而得以生存，依赖大地而得以有饭吃，人们因此把天地看作自己的父母。现在我要教化他们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均平，那样应该从谁开始呢？（原文：夫民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谁敌[适]由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