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流传至今的西周文献《周礼》和《逸周书》，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出百家确出于王官。在《逸周书》中，不仅能找到法家、道家、兵家思想的源头，甚至能从中找到后来小说家的影子。比如《逸周书?殷祝解第六十六》有这样一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目的是陈古以刺今：商汤放桀以前，住在郊野之中。夏桀的士民百姓听说汤在郊野，纷纷丢弃财物，扶老携幼投奔他，夏桀都城变得空虚无人。夏桀请求商汤说：“国之所以是国，因为有家；家之所以是家，因为有人。现今我国中无家，家中无人了。您有了人，让我把国交给您，归您所有啊。”（原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

西周政治制度和理念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原文明的初始胚胎形态。经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阐发、重组，至西汉归于黄老，中华原文明再度融合为一个整体。

司马谈（?～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和班固一样认为中华原文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写《论六家要旨》时甚至也引用了《周易·系辞传》中的同一句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总结当时的学术界，他说，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的，其吸收了儒墨两家之长，撮取了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依据风俗行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原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