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入主之前的北大，可以说就像一个得了破伤风的襁褓婴儿，又正因为年幼，免疫力、抵抗力都很差，得了重病再找不到良医，那真是命悬一线，岌岌可危。蔡元培就像一位经验丰富又极有责任心的名医，经过认真的望闻问切，很快就找到了病根和医治的办法。他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一句话，为青年寻找可以依赖的能够引导他们做人和治学的导师，乃是北大的当务之急。

蔡元培首先找到的是陈独秀。1917年1月13日，到北大仅仅9天的蔡元培，就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早年北大，是以文科为强项的，而文科中恰恰守旧的人物又不少，是北大革新的障碍。因此蔡元培首先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而陈独秀正是当时不二之选。

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先后又请来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鲁迅等。这些人加上北大原有的革新派沈尹默等，围绕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周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便势在必然了。

说起新派人物对北大改革的贡献，最大者当推陈独秀。其次是胡适，尽管胡适的名气比陈独秀在当时要大得多。身处其中的梁漱溟先生对此曾有切实的评价，他说：“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而且，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藉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

除陈、胡两位之外，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鲁迅、高一涵等人，亦是各有神通，各有绝招。所有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蔡元培未必能做。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尤其是没有蔡元培的处处支持爱护，他们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能量，单从蔡元培对陈独秀的信任和爱护就可看出。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是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甚至对陈独秀的一些毛病也并不求全责备。梁漱溟后来曾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猛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地指责理科学长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蔡先生出面解劝，才为陈解了围。蔡元培对陈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直到1933年，他为陈独秀的文集写序言，称陈五四时期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蔡元培真不愧为陈独秀之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