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钱穆十分用功，他的治学很快有了名气。他的最高学历仅为高中（尚未毕业），但后来他却到等级森严的大学做了教授。1930年蒙文通与钱在苏州相见，读到钱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称赞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陈寅恪则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着作。”声名卓着的胡适借到苏州讲演之机欲见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其时在中国学术界已是大名鼎鼎，他与钱穆素昧平生，因事过苏州，也约见钱穆。他在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着作也”，“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顾颉刚还把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带回北平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后来也是因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请钱穆去任教。自从到燕京大学后，正值盛年的钱穆将其多年积累的学力迅速地迸发出来，加上这时北平城内人才荟萃，钱穆结交了诸多学术名流，除胡适、顾颉刚、蒙文通外，又认识了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陈寅恪、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等，尤与蒙、汤、熊、林等过从甚密，经常相聚，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当时熊十力正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同为欧阳大师弟子的蒙文通不同意熊的观点，每次见面必加反驳。汤用彤也曾去南京内学院听佛学，在北大教的是哲学史，也是佛学名家。此公号为权威，但在熊、蒙二人争论时，他常微笑旁观，就是不表示意见。于是钱穆常在激烈关头充当二人的和事佬。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和熊十力照例又必争论，钱穆仍须作缓冲。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钱穆任教北大，讲授通史课。他的讲授有据有识，不骋空论，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比如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秦汉文化比作室内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把罗马文化譬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通史课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他自己也曾颇为自负地说过，“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既惊异于他的渊博，更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之强。他因与胡适都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所以后来学生才会把这个没有任何大学文凭的土包子和曾出国留学的洋博士相提并论，称之为“北胡南钱”。

北大教风、学风都很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胡适像顾颉刚一样，对钱穆可谓有伯乐知遇之恩。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乃“一大着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为了帮助钱穆治学，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使用。但牵涉到学术问题，一旦有分歧，钱穆也还是坚持己见，寸土不让。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很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中各自把自己的观点讲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学生之间也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激烈抨击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还有一次，钱胡二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却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