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孔门弟子中是比较注重功利的。《论语·子路》记载，子夏任莒父的地方官时，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他说：“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贪图小利。因为操之过急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则大事往往办不成。”从这里看出，在孔子眼里子夏是有点贪图小利，而又操之过急。也就是说，他有注重功利的倾向。《论语·雍也》还记载孔子批评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劝告子夏要多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不要太注重外在事功，而流于求饱暖的小人儒。这里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子夏尚事功的倾向，并且给他提出了批评。

《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是重视实际的，同时也可见子夏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的思想。《论语·子张》还记载他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是一种重视实用的事功思想。子夏把为政与学习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重视事功与实际的思想，遭到子游的反对。子游认为子夏的门徒对根本(即“道”)不重视，而只注意“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枝节的问题。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它倒是从反面说明子夏之学注重实际的优点。他是通过实际来体验对道义的认识，即子夏所说：“君子学以志其道”。他善于身体力行，主张事情要从具体的地方着手。他说：“对妻子要注重品德而不注重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在朝廷上侍奉君主能有献身的精神；与人交朋友，说话要讲信用。如果这样就是进行学习了”(《论语·学而》)。这种思想与法家重视功利的思想十分接近。而且他还强调“信”，主张“君子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以后才能有劳于民众”。这正是后来法家“示民以信”的思想。

子夏还有很可贵的重“势”的思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子夏说：“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这是他总结《春秋》的历史，其中有不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实，而得出重“势”的思想，利用权势来防止这种奸诈的阴谋的发生。子夏关于“势”的理论对以后的法家有直接的影响。活动于齐宣王、齐闵王时的慎到，其贵“势”的学说，当是来源于子夏。以后韩非总结法家的理论，将势作为法家法、术、势三大理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子夏可以说是法家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受到魏文侯的支持，因而形成了以子夏为首的西河之学。《后汉书·徐防传》李贤注说：“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集团。它包括了魏文侯在内的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物，在魏国初期的变法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与子夏的思想不能没有关系，子夏在政治上也是主张改革的。他在同魏文侯讨论礼乐时就提出过他的政治主张，他说：“圣人提出以君臣父子作为‘纪纲’，‘纪纲’已经正了，天下便得到安定，天下得到安定，然后才能正音律，和五声。”他以为音乐是“用来区别贵贱的等级，使其各自得到适宜的地位。这就是表示为后世之所以有尊卑长幼的次序”(《史记·乐书》)。在这些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言论中，表达了子夏对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的构想。他还告诉魏文侯，在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时要思念各种不同类别的大臣。如听到钟声就要思念武臣，听到磬声就要思念封疆之臣，听到琴瑟的声音就要思念忠义之臣，听到竽笙筲等管乐的声音，就要思念理政的大臣，听到鼓声就要思念带兵作战的将帅。(同上)这就是说，要从音乐中联系到为政的志向，使两者符合。只要君主与朝廷中各个方面的大臣协调一致了，达到互相尊敬协和的地步，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了。子夏这种思想，是适应魏国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对魏文侯的变法改革无疑起了推动的作用。不仅如此，他所说的建立以君臣父子为“纪纲”的观点，成了以后经过荀子、韩非和董仲舒而形成的对中国封建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三纲”之说的理论基础。

但是子夏的思想并不彻底，他只是一个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人物，他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这个转化最后是由他的学生李悝等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