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那里，“中庸”主要体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道德标准。《论语·雍也》记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这种品德，是十分高尚的，很久以来民众中少有人懂得它了。《中庸》里记载了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是强？”，孔子把强分为三种：一是“南方之强”，这种强教人宽厚待人，即使遭人无理，也不报复；二是“北方之强”，这种强要求人刚强好斗，兵戎相见，虽死无怨；三是君子之强，这种强要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即严守“中庸之道”，既不像“南方之强”那样柔弱，又不像“北方之强”那样过分刚强。前者是“不及”，后者是“太过”，都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要求。只有君子之强才符合“中庸之道”。因为它不偏不倚，在国家有道的时期，能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在国家昏乱的时期，也固守善道，绝不随波逐流。

子思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他将“中庸”从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世界观的层面。子思认为，“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达到“中和”（即“中庸”）就能懂得天地化生万物的道理或法则。也就是说，“中庸”是宇宙的根本法则。那么，什么是“中和”呢？子思解释说，“中”是人的欢喜、愤怒、悲哀、快乐还没有表露出来，还只是潜伏于内心时的一种状态；“和”是人的情意与言行表露出来符合一定的要求，即达到规范化的标准（“发而皆中节”）。这也就是孔子强调的既不“过”，又不“不及”，而是恰到好处。

“时中”是《中庸》里提出的解释“中庸”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很能说明“中庸”的本质含义。这样解释就把孔子“中庸”的形象描绘得相当准确了。《孟子·万章下》所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当是受了子思“时中”概念的直接影响。

3．思孟学派的主要哲学范畴：“诚”与五行说

子思在《中庸》里提出的“诚”和与此紧密相联系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的重要内容。

“诚”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子思说，“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还认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说，“诚”既是“天命”，又是“性”，又是“道”。这使得子思的思想具有了一定的神秘性。《中庸》里有“至诚如神”的命题，说“诚”达到极点就如同神一样，具有无比神秘的威力。子思甚至还认为，只要“诚”达到极点，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的预兆；而国家将要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可见，“诚”与早期的天和鬼神说是一脉相通的，也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

人怎样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呢？子思提出了要“尽其性”，即充分发挥人的善性（“尽人之性”），再进一步充分发挥物的本性（“尽物之性”），如此便能够成就天地衍化、生育万物（“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达到与天地相通（“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一过程，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

子思提出的“诚”，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殷亡以后，为了说明周为什么能够取代殷而统治天下，周公提出“敬德”来修补天命思想；春秋后期，天命思想受到冲击，摇摇欲坠，孔子提出“仁”这种道德规范，企图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仁”本身虽然没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然保留了上帝的地位，并把它泛神化。“诚”这种思想是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于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思孟学派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有密切的关系。郑玄注《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即是说，“天命之谓性”，包含了五行的内容。这儿需要说明的是，《中庸》里的“诚”就是“信”。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见，“诚”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也是五行的“土神则信”的土居中央。可见，“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诚”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诚”来代替“信”更容易使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