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在墨西哥向一位法国多明我修士提到卡兰达奇迹。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的朋友，我觉得您有点言过其实了。”

死亡与信仰。生存和权力。

相对而言，生活的欢乐会因此更加强烈。人人向往的欢乐在人能够将其消解之时才更有味道。经历逆境才尽得其乐。

尽管我们信仰虔诚，但对性的急不可待的好奇感和不断产生并难以摆脱的欲望却是无法平息的。12岁时我依然相信婴儿都是从巴黎来的(即使没骑白鹤，也是简单地乘火车或汽车来的)，直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伙伴--他后来被共和派枪杀了--把我引向那个巨大的奥秘。他们那时已开始议论、怀疑并朦胧地进行解释，学手淫，换句话说就是性的不可抗拒的功能，总之那是所有的青年人都知晓的一个过程。我们被告知最崇高的美德是贞洁，是尊贵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冲动和贞操之间水火不相容，哪怕没经过什么思考，也会造成我们难以忍受的愧疚。比如，教士们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当希律王向基督问询时，基督为什么不回答吗？因为希律王是个淫荡之徒，我们的主对他的恶习深恶痛绝。

在天主教中为什么会有一种对性的恐惧？我时常问自己。毫无疑问，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神学的，历史的，道德的，也有社会的。

在一个组织完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性既不尊重界限也不尊重法律，随时会变为扰乱因素和真正的危险。无疑，正因为如此，-些教会的神父以及圣徒托马斯·德·阿奎诺谈及这一微妙的肉体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严厉态度。圣徒托马斯甚至认为既然淫

欲不可能扑灭，那么夫妻做爱就属一种几乎永远可宽恕的罪孽。淫欲天生就是邪恶的。欲望与享乐是必要的，上帝也希望如此，但是应该从肉体结合中抹去一切淫荡的形象(它只是是爱的欲望)，抹去所有杂念，只留下一个必要的想法：把上帝的一名新仆人带

到世上。

很明显，我也常这样说，这种严酷的禁令造成了一种可能是微妙的负罪感。有几年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同样，由于我未曾触及的原因，我总是在性行为中遇到与死亡相似的东西，一种神秘却又永恒的关系。我甚至曾经试图将这一不可解释的情感注入一些形象只中。在《一条安达鲁狗》中，当男子抚摸女人裸露的乳房时，突然转换成一副死人面孔的场景。这难道是因为我的童年和青春成为最残酷的性压迫的牺牲品的缘故吗？

卡兰达那些放任自己的青年每年要到萨拉哥萨的妓院去两次。有一年--那1917年，--在比拉尔节的时候，卡兰达的一家咖啡馆雇了女招待。那两天，这些通常被认为轻浮的女孩子不得不忍受顾客粗鲁的捏拧(阿拉贡人说”啄“)，直到他们吃饱喝足后离去。当然，顾客除了掐拧也再无过分之举。如果他们真想干别的，警察早来干涉了。

这种邪恶的快乐是作为滔天大罪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无疑又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我们尽力想象，和女孩们玩看医生的游戏并观察动物。一个小伙伴甚至想看看一头母骡的性器官，其结果不过是从蹬着的凳子上摔了下来。幸运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存在性变态行为。

夏天，午睡时分天气闷热，苍蝇在空荡的街上嗡嗡乱飞。我们聚在一家织品店的阴影里，关着门，拉下百叶窗。店员借给我们”色情“杂志(天知道那些书是怎么到这里的)，有《葡萄叶》，或《K．D·T》，它们的印刷极其逼真。今天看来，这些被禁的刊物犹如天使一般纯洁。几乎都看不清大腿根和乳房，但这些足以激起我们的欲望，燃起我们的信心。男女间完全的隔绝更加剧了我们卑俗的冲动。直到今天，当回想我最初的性欲情感时，我仿佛又感觉到了那些织品的气味。

在圣塞巴斯蒂安，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浴池的更衣室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渠道。更衣室是由薄墙板分隔的，很容易钻进一间，通过小孔看那些在另一边脱衣服的女士。

那时正风行一种长长的帽子别针，一旦知道有人偷看自己，女士们就毫不客气地把别针扎入小孔，刺窥视者的眼睛(日后在《他》中我回顾了这一细节)。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别针的伤害，我们在小孔里塞上玻璃片儿。

卡兰达最粗鲁的人之一是堂·莱昂西奥，他若听说我们的道德良心问题会捧腹大笑，他是两位医生之一，坚定的共和派，他的办公室都用《暴动》杂志的彩页裱糊，这是-本当时西班牙极·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反教权的刊物。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两名肥胖的教士坐在大车上，而被绑在棍子上的基督则汗流满面，喘不过气来。

为了能对这本杂志有印象，我们来看看它如何描述发生在马德里的一次游行，这次游行中一些工人野蛮地袭击了几个教士，打伤了过路行人，并砸碎了商店橱窗：

“昨日下午，一群工人沿着蒙特拉街安静地走着，突然人行道对面走来两名教士。面对这种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