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引用这段文章作为精彩的“挑衅”的例子。

我们总是在复活节和夏季去卡兰达，直到在1913年我发现了北方和圣塞巴斯蒂安。我父亲刚刚让人修建的房子吸引了许多好奇者，连本镇的人也来看。它按照当时的品味装修布置，那种“糟糕的品味”现在又在艺术史上恢复了地位，它在西班牙的杰出代表就是加泰罗尼亚人高迪。

打开房子大门让人出入的时候，就能看到一群八至十岁的孩子们坐着或站在台阶上，惊奇地朝“豪华”的屋内张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抱着还不会自己把苍蝇从眼角嘴角赶开的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的妈妈都在田里干活或在厨房做砂锅土豆加菜豆，这是乡下人长年的主食。

在离村不到三公里靠近河流的地方，我父亲命人建造了一座我们称为“别墅”的房子。周围用果树建起一个花园，果树延伸到一个小池塘，那儿有一只小船，有些果树还延伸到河边。一条小灌渠横穿花园，看园人在那里种了蔬菜。

全家人--至少有十口--每天乘两辆“花园女工”去别墅。坐在车里的快乐的孩子们经常在中途遇见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的孩子，他们拎着草筐拾粪，好帮助他们的父亲给菜田施肥。看来，当时我们对这些贫困的形象是完全无动于衷的。

我们时常借着几盏乙炔灯的微弱光线在“别墅”的花园中共进丰盛的晚餐，直到深夜才返回。这是一种清闲无忧的生活。如果我曾是拾粪并以汗水浇园的那些孩子中的一员，那么我今天对当时的回忆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那时肯定是陈旧制度的最后代表。缺乏商品流通，一味服从上苍，思想僵固。榨油业是国内唯一的工业。什么都是外来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及医药用品，更恰当地说，这些是药剂师用以处理医生处方的基本用品。

当地的手工匠人就能应付亟需：一个钉掌匠，一个铁匠，杂货商、皮匠；泥瓦匠、面包师、织工，就行了。

农业经济仍然是半封建式的。地主把田地租给佃户，后者要付给他一半的收成。

我保存着1904到1905年间我家的一个朋友拍的二十几张照片。多亏现在一种仪器，让照片看得很清楚。我父亲身材魁梧，胡子花白，几乎总是戴着一顶古巴帽(只有一张他戴着窄沿草帽)。我母亲那时24岁，皮肤黝黑，微笑着站在做弥撒的出口处，镇里的头面人物都向她致意。我的父母在树荫下乘凉，还有我母亲骑在驴背上(这一张名为“逃往埃及”)。我6岁时和其它孩子在玉米田里。洗衣妇、剪羊毛的农夫，我的妹妹孔齐塔还很小，我父亲和堂·米卡里奥谈话时她就站在他的两膝之间，我的祖父在给爱犬喂食，一只美丽的鸟儿在它的巢里的照片……

今日的卡兰达已经没有逢周五坐在教堂墙下乞讨面包的穷人了。这个村庄相对而言比较繁荣，人们生活得不错。那些典型的服饰，像腰带、缠头巾、紧身裤也早已消失了。

街道上柏油铺路，路灯照明。有了自来水、下水道、影院和酒吧。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电视有效地促成观众的非人格化。汽车、摩托车、冰箱，我们这个社会精心挑选安排的物质利益应有尽有，而科技的进步也把道德和人性的感受远远搁置起来。能量的转换一混乱一已经以人口爆炸的形式日趋恐怖。

我有幸在中世纪度过童年，如惠斯曼所言，那是个“痛苦而美妙”的时代。在物质方面很痛苦，精神方面则很美妙，这与今天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