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怪诞的优秀诗人，他名叫佩德罗·卡尔菲亚斯，他能一连五天搜寻一个形容词，我见到他就问：

“你找到那个形容词了吗？”

“没有，我还在找。”他回答道，随即又陷入沉思。

我还记得他的一首题为“朝圣者”的诗，收在他的《南方的翅膀下》一书中：

地平线在他眼前浮动

指间传来沙砾的响声

颤动的肩头

有一个破碎的梦

高山和大海是他的两只猎犬

对着他欢跳不停

高山隐去，海洋跃欲腾空……

卡尔菲亚斯和他的朋友欧赫尼奥·蒙德斯在乌米拉德街合住一间小屋。一天上午，大约11点，我去看他们。卡尔菲亚斯漫不经心地与我聊天，抓去几只在他胸口漫步的臭虫。

内战期间他发表了一些爱国诗篇，不过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喜欢了。后来，他移民去了英国，但他对英文大字不识，一个对西班牙语目不识丁的英国人收留了他，可是，这两个人好像能热烈聊上好几个小时。

像许多西班牙共和派一样，内战之后他去了墨西哥。他差不多成了乞丐，肮脏不堪，走进咖啡馆大声朗读诗歌。他在贫困中死去。

当时，作为行政和艺术之都的马德里还是个小城市。多走些路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人们互相都认识，大家都可能不期而遇。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来到“卡斯蒂利亚”咖啡馆。我看占内用屏风围起一部分，侍者告诉我们普里莫·德·里维拉-会儿要和两三个朋友来用餐。他真的来了，立即吩咐撤掉屏他看到我们时说：

“你们好，小伙子们，来喝一杯吧！”

我还碰到过阿方索十三。当时我刚巧从公寓房间的窗口探出头，我的头发精心上了定型剂，头戴草帽。忽然国王的在我窗前停下，车里还有司机、助手和另外一个人(年轻时我曾爱上过美丽的维多利亚王后)。国王下车向我问路，他在找一个地址。那期间我虽自认为信奉无政府主义理论，却诚惶诚恐，恭敬地回答了他，还称他为“陛下”。等车开远之后我才意识到刚才我并没有脱帽。这样一来，我的荣誉就保住了。

我把这件事向公寓负责人说了。由于我以好开玩笑而出名，他竟派人向宫廷秘书核实我所说的话。

有时在小团体聚会上，当咖啡馆里出现被大家视为不祥的人物时，人们马上低垂目光，沉默起来，表现很不自然。

在马德里，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应该避开某些人，因为这些人会带来坏运气。我妹夫--孔齐塔的丈夫认识参谋部的一位上尉，他的出现令所有的同事感到害怕。如果是剧作家哈辛托·格劳，最好不要提他。坏运气似乎莫名其妙地紧紧跟随他。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一个讲座上，灯具坠落，严重砸伤了几个人。

几个朋友看到有几位演员在和我拍完一部电影后死去，就指责我也是不祥之物。我竭力抗议，这是无稽之谈。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其它朋友可以来作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涌现出一代杰出的作家，他们成为我们思想的宗师．我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中包括奥尔特加和卡塞特，乌纳穆诺、巴叶·因克兰及欧赫尼奥·多尔斯，我只例举四位吧。这些人都对我们产生过影响。我甚至还认识伟大的加尔多斯--后来根据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纳萨林》和《特里斯塔娜》--比其他作家年长许多，属于另一学派。不过说真的，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他家里，他很苍老，几乎失明，由人搀扶着，膝上围着一条毛毯。

比奥·巴罗哈也是位著名的小说家，但我个人对他毫不感兴趣。还想提到安东尼奥·马恰多，大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豪尔赫·纪廉和萨利纳斯。

声名显赫的另一代人，他们现在全都静静地、眼也不眨地呆在西班牙蜡像馆里，人们称之为“二七年一代”，我也是其中一员。这代人中有洛尔卡、阿尔贝蒂、诗人阿尔多拉吉莱、塞尔努达、何塞贝尔加明和佩德罗·加尔菲亚斯。

在这两代人之间还有两个我比较熟识的人：莫莱诺·比利亚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

莫莱诺·比利亚虽然比我大15岁(他和贝尔加明、毕加索都是马拉加人)，但他和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常常和我们一同外出。有一阵子情况特殊，他就住进学生公寓。1919年爆发了流感，那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在此期间，公寓里只剩下我们俩个人。莫莱诺是个颇有才气的画家和作家，借过我一些书，在流感盛行期间我就读着向他借来的《红与黑》。那时我还通过《腐朽的巫师》知道了阿波利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