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度过的那几年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他们任命莫莱诺·比利亚管理王宫图书馆。后来内战期间他迁往巴伦西亚，像许多有些声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被撵走了。我们曾先在巴黎，后又在墨西哥相遇，1955年他在那里去世。他经常来看我，我还保存着1948年他在墨西哥为我画的肖像，当时我没有工作。

下面我借机谈谈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因为数年之后我差点和他一起开始我的电影生涯。

在大学生公寓的那几年，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可是个大人物，或许是西班牙文学界的泰斗。他写过很多作品，为各种杂志撰稿。他曾应一些法国知识界人士之邀在巴黎的一个马戏场露面。弗拉特里尼一家也在那里表演。拉蒙骑在象背上，要朗诵几段他的杂感。第一句话还没说完，观众突然放声大笑。拉蒙被这种效果惊呆了。其实他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大象刚刚在台中央方便了一下。

每星期六从夜里9点到凌晨1点，戈麦斯·德·拉·塞尔纳都在离太阳门几步远的“鲍姆勃咖啡店”招集他的聚会。我从不放弃。聚会上我能见到我的大多数朋友及其它人。有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来参加。

博尔赫斯的妹妹嫁给了吉耶尔莫·德·托雷。他是个诗人，特别是一位批评家，他深深了解法国先锋派，并曾是西班牙“极端主义”流派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尊崇马里内蒂，与他不谋而合地认为一辆火车机车比贝拉斯克斯的一幅画更美，因而他写出以下诗句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希望给爱人

一架水上飞机的硕大的螺旋桨……”

马德里最主要的文学咖啡座有“希洪咖啡馆”，它至今尚在，以及“格兰哈·德·埃纳尔”；“卡斯蒂亚咖啡馆”、“弗尔诺斯”、“库兹”、“山脉”咖啡馆--那里不得不经常更换小圆桌，因为画匠们把它们弄得很脏(每天下午课后，我都去那里继续学习)，戈麦斯o德拉o塞尔纳每星期都在鲍姆咖啡馆发表权威性讲话。我们来到咖啡馆，彼此寒暄，坐下点饮料--几乎总是点咖啡和水(侍者不停地送水)，然后开始漫谈，评论最新出版的作品、讲座，以及政治新闻，相互借阅外国书刊并批评那些缺席者。有时一位作者高声朗诵一首诗或文章，拉蒙就发表意见，他总是认真地听，有时也发表异议。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几个朋友曾经多次一边漫步街头一边不停地谈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科专家圣地亚哥·拉蒙·伊·卡哈尔是他所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之一，每天下午他都到“普拉多咖啡馆”，独自坐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前。在隔开几张桌子远的地方，一群极端主义诗人正在聚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的朋友，记者兼作家阿拉吉斯坦(后来在内战期间他是驻巴黎的大使)一次在街头撞见一个名叫何塞·玛丽亚·卡雷特洛的家伙，这是个拙劣的小说家，是个身高两米的巨人，在他的作品中常用“无畏的骑士”为笔名。卡雷特洛揪住阿尔吉斯坦的衣领，一边咒骂一边把我们这位朋友写的、对于他十分不利的文章（写得极为有理）摔在他脸上。阿尔吉斯坦回敬他一记耳光，路上行人不得不把他们拉开。

这件事在文学圈子里引起相当的骚动。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宴会，向阿尔吉斯坦表示敬意并征集签名支持他。一些极端主义派的朋友们知道我认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卡哈尔，我在那里的昆虫部为他使用的显微镜准备血小板，他们就请我去向卡哈尔征求签名，因为这个签名将是最有影响的。

我照办了。然而年事已高的卡哈尔拒绝签名，借口说他经常与“无畏的骑士”合作，而且ABC报将刊登他的《回忆录》，他担心如果签了名，这家报纸会取消合同。

我也曾同样地拒绝在别人拿给我的请愿书上签名，尽管我的理由不同。那些签名的纸张除了抚慰良心没有别的用处，我知道我这种态度会引起非议，因此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被投入监狱或失踪了，我不要任何人为我签名。

阿尔贝蒂、洛尔卡、达利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生于加迪斯附近的普埃多·德·桑塔·玛丽亚，是我们这群人中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比我小--如果没记错的话，比我小两岁，一开始我们都把他看成是画家。他的一些金色调的画曾装饰过我卧室的墙壁。一次喝酒的时候，另一位朋友达玛索·阿隆索(西班牙语皇家科学院现任院长)对我说：

“你知道谁是大诗人吗？阿尔贝蒂！”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递给我一张纸，我读了上面的诗，至今还记得诗的开头：

被判死刑的夜晚

伏在一棵树做的断头台上

欢乐跪倒在地

吻他，在他的凉鞋上涂圣油……

当时，西班牙的诗人们都绞尽脑汁寻找具有概括性的而且出乎意料的形容词，像《被判死刑的夜》以及令人惊奇的词，比如《夜晚的鞋》。我一看就非常喜欢这首诗，后来刊登在《地平线》杂志上，这是标志着阿尔贝蒂崛起的诗歌。我们的友谊日益加深，在大学生公寓这几年，我们形影不离，后来在内战初期我们在马德里又见过面。以后阿尔贝蒂曾住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嘉奖，佛朗哥统治时代他居住在阿根廷和意大利，现在他又回到了西班牙。

贝宾o贝略为人和善，难以捉摸，韦斯卡加的阿拉贡人，从来没及格过的医学专业学生，马德里自来水公司经理的儿子，既非画家也非诗人，他是我们难舍难分的朋友。对他没什么太多好说的，不过1936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在马德里散布坏消息：“佛朗哥来啦，他就要渡过曼萨娜雷斯河了。”他的兄弟马诺洛被共和派枪毙了，战争快结束时，他躲进了一个外国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