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学堂里，汉纳根与三个中国人结下了友谊。

第一个是严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年轻时曾到英国留学，留学期间，他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他毕业回国，先到福州船厂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就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可以说与汉纳根是同事。汉纳根会英语，能够与严复交流，可以想象，在异国他乡见到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汉纳根心里是多么高兴，而且两个人年龄也相近，于是，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严复到汉纳根住处闲聊，发现了书房里一本书，是英文原版的《天演论》，赫胥黎写的。严复十分高兴，对汉纳根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世界太不了解，要想振兴中国，必须从启迪民智开始，就像这本书，我相信，中国人知道的没几个。汉纳根听了，便鼓励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也算是做了一件实在的工作。听了汉纳根这番话，严复觉得很对，便着手翻译，并在1896年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天演论》的出版，对中国人思想启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凭着这本书，严复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

第二个人是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是湖北黄陂县夏店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元洪漂海遇救，后来到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后为中华民国总统。

当时，黎元洪只是学堂里一名普通的学生，很不出众，而且，在各科中，他的骑术最差，很少有骑马机会的黎元洪在练习骑马时，常常从马上摔下来，引得其他学生嘲笑。但担任骑术教习的汉纳根并没有歧视他，而是精心教导，对黎元洪时常开小灶。每天清晨，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操场上，常常可以看到汉纳根和黎元洪一起骑马训练的场景，过了一段时间，黎元洪骑术大有长进，汉纳根还推荐他当了马队班长。知恩图报，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黎元洪对汉纳根帮助很大。

最后一个是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当时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学习轮船驾驶。

汉纳根与张伯苓相识，还要从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科设置说起。汉纳根担任学堂教习后，感到学堂的科目设置很单调，除了文化、军事科目外，就没有什么了，汉纳根便向当时的校长严复提出，仿照欧洲学堂设置，增加体育课目，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在英国留过学的严复也很赞同，于是，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在学堂开设了体育课程。

《清朝续文献通考》就详细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授以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一书中，反映出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

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种类众多。可以说，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第一个开设体育课的学校，自那以后，中国人才知道了体育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时，张伯苓对体育课十分喜欢，因此，也认识了担任击剑、游泳等课程教习的汉纳根。张伯苓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担任下级军官，汉纳根那时担任北洋舰队总查，对他也是照顾有加。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伯苓退役，开始兴办教育，并大力推广体育运动，因此还被选为了中国第一任奥委会主席，回溯其源头，恐怕他不会忘记年轻时德国教习汉纳根教他击剑的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