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仔细地倾听着。通常，当克莱尔详尽解释自己身体的各种异常症状时，她都不会打断，也不会对她敏感的推断进行驳斥。看病的过程很有效率，莫妮卡听凭克莱尔给自己下诊断，让她感觉处方是自己开的，要是哪天她特别焦虑，就让她做个B 超或是验个血。要是检查的结果毫无问题，克莱尔就放下心来；要是结果不太理想，她最终也会在极度的惴惴不安中接受这个事实。

克莱尔从小就特别害怕生病，一次全面的体检让她知道了自己身上潜伏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促使她频繁地去看医生。母亲始终充满担忧的目光，让她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她认为自己“缺少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种感觉很强烈。关于这个问题，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把世上的所有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该存在的和不该存在的。第一类人是招人疼爱的，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能得到大家的信任。第二类人的父母面对生活战战兢兢，没有信心，他们将这样的悲观情绪统统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在克莱尔看来，这套理论虽然简单了些，但当她同某些人打交道时，便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那种“你不该存在”的感觉，从而验证了这套理论“确实挺有道理”。这种种类的差别对克莱尔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要开始检查了。”莫妮卡站起身。

两个女人微笑着交换了支票和处方，就好像是刚签订一份合同的甲乙两方。莫妮卡斜靠在扶手椅上，把两条腿伸到办公桌下面，显得稍微舒展了些。

她问克莱尔：“你有多久没出门啦？”

克莱尔对这类问题早就有免疫力了。莫妮卡实在无法理解这位女病人的生活方式：人类怎么能够只待在一扇朝向庭院的窗户后面，靠编校不相干人的书稿生活呢？莫妮卡没听说过克莱尔那套关于“存在的合理性”的理论，她觉得只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哪怕是生活节奏，就能驱散克莱尔身上的焦虑症。有一个病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病人将卧室与客厅互换了一下，便摆脱了抑郁。在她看来，要想感觉好受些，并不是非得大费周折，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或是跑到世界的另一头去找回所谓失去的灵魂不可。

“也就一个星期而已，我忙死了，勒格朗把我当作柠檬，一个劲儿地压榨我，”克莱尔说到这里笑了起来，“因为他想要靠这本书赚上一把！”

“你不想在出版社做点别的事吗？”莫妮卡问，“比如说调到公关部去，这样能让你多接触点人，鸡尾酒会啦，读书沙龙啦，还能跟电视台的人打交道……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莫妮卡的目光停在克莱尔头顶的某个地方，表情半是幻想，半是沉醉。

“不想，”克莱尔回答，“查找书稿中错误的、无意义的、重复的、冗杂的地方，这才是我爱做的。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高科技警探，循着DNA 来找寻蛛丝马迹，以证明自己的猜想。”

莫妮卡露出失望的表情，她的病人中有不少出版商和作家。在她看来，这个风雅却与大众有些疏离的圈子应该挺有趣的，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克莱尔对此既不感兴趣，也提不起其他人的兴趣。

“可以再给我开些安眠药吗？”莫妮卡默默地伸出手，接过克莱尔递回来的处方单，在上面补写了安眠药，又把单子还给克莱尔。“每晚四分之一片，别多吃啊。”两人静静地看着对方，唇边挂着笑意。

过了一会儿，莫妮卡打破了沉默：“克莱尔，你知道吗，哪里都不会有绝对的安静，对声音的恐惧就像对疾病的恐惧一样，永远没个尽头。”

“你说的有道理，这我明白。我知道周边总会不断有新的声音出现，叮叮当、轰隆隆、滴铃铃……这些声音没有名字，没有方向，没有主人，这里，那里，我们甚至搞不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这些不明来由的声音让我抓狂。反之，对一些可以预料的声音我就不会太担心。比如洗衣机工作时的噪音，我知道整个工作程序也就一个半小时，如果现在是处于甩干程序的话，那还有二十分钟就洗完了，对这类噪音我倒是一点不恐惧。奇怪的是，人们会把音乐当作噪声，却不介意电视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莫妮卡？这人呀，倒真是奇怪，他们把电视当作真人啦！我呢，我总是能分辨出哪个声音是从电视机里发出来的，哪个声音是真人说的，这种差别微乎其微，不过这可是仿制品与天然品之间的差别，一个让人疑虑，一个让人安心。你说怪不怪，真人说话的声音倒不让我觉得难受……”

克莱尔意识到自己完全是在瞎扯，突然打住了，看着莫妮卡，“好啦，我得走了，勒格朗那边还等着我呢。”她微微欠身，做了个站起来的姿势，却又坐了下来，用比刚才平静的语气说：“你知道吗，我有了个新邻居，一个很逗的日本人。”她沉吟了一会儿，继续说了下去，“很逗，这个词太适合他了。我把自己对噪音的恐惧讲给他听，他?我解释说，西方人通常认为人在冥想的时候－－比如说禅宗的静修，必须要待在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在他们看来恰恰相反，冥想时最好坐在两个房间之间的过道里，周围随时有可能产生动静，这样才利于思考。很有趣的想法，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