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克莱尔说，“我跟他通过好几次电话。年轻人嘛，我总感觉要改掉他们的一个逗号，就好像要割掉他们的命根子一样。”

说到这里，两人交换了一个无奈的苦笑。勒格朗转动扶手椅，目光停留在钉在墙上的一幅照片上－－那是他和一位作家的合影，这位作家最近刚刚去世。

“事实上，”他说，“巴黎的作家跟鸽子一样多，您能把一只鸽子与另一只区分开来吗？”他盯着克莱尔深邃的黑眸，“知道吗，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把您裁掉，您没有我们出版社的精神，总是让我消沉、沮丧。”

克莱尔丝毫不理会老板的威胁，张口问道：“您还有别的活儿派给我吗？”

勒格朗伸开两条长腿，将一摞文件上的一个红色档案袋递给克莱尔。克莱尔看都不看，就把它装进了书包。

“一点儿都不想看看那里面是什么吗？不过这次您倒真的会喜欢，那是您吵着闹着向我推荐的理疗师的书。告诉你，这本书我最多印两千册，这个数目他也该满意了。”

与勒格朗谈到现在，克莱尔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谢谢，您一定不会后悔的，他可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她边说边站起身。勒格朗快步上前要去为她开门，同时向她俯下身子，低声问道：“最近好吗？”“很好。”克莱尔没有停下脚步。

勒格朗稍稍犹豫了一下，最终略显局促地问她：“快放假了，有什么计划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故作欢快地补充说：“知道吗，您真的很有运气，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只要把稿子往箱子里一塞，再带上笔记本电脑，嗨！去海边啦！”

克莱尔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校好后给您打电话。”

克莱尔在附近的街区兜着圈儿。她先在汉娜街上一家小店里试了一条短裙，短裙穿在身上丑得要命。最终，她决定去博物馆。“我在博物馆里能平静下来。”她喜欢对自己说话，有点儿自我煽动的意味。她最爱去的博物馆是集美和卢浮宫，不过在去年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涉足这两个地方了。

克莱尔接触绘画艺术的时间不算早，但她深深惊异于绘画题材的丰富广博和博物馆的庄严气派。曾经有一天，一个她很喜欢的男人带她去看安格尔的画展，不幸的是，她却在展厅里和他走丢了。

今天，这里来了一大群中国游客，克莱尔发现自己已经能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分开来，这让她觉得很有意思。此时，石田的样子又浮现在她的眼前。这个男人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克莱尔不反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稍微有些改变，但却很害怕它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巨变。而且，可以肯定，石田的生活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阴影地带。

她的视线被一对意大利游客吸引了，他们一边走，一边用一台迷你摄像机摄下一幅幅油画，镜头从契马布埃推移到戈佐利，直到导游对他们大喊不要拍为止。为什么他们连看都不看，却要把这些画拍摄下来呢？人们喜欢把画面储藏起来，认为这样就算拥有了它们，这才是最重要的。克莱尔一边想，一边站起身来，走到安吉利科的《圣母的冠冕》前，久久凝视着这幅名画。很快，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声音、动作，还有她的世俗生活。她进入了这幅油画的世界，就好像一个孩子走进一间装满奇珍异宝的殿堂，被珍宝的光芒灼痛了眼睛。她的目光流连在圣徒和天使们安宁平和的面容之间，她的思维沉浸在一片片暗淡的蓝色和粉色里面，仿佛在虹彩的世界里享受温暖舒适的沐浴。

克莱尔的生活就是这样，永远徘徊在危险幻象的边缘。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之后，她生吞活剥地阅读圣徒的事迹，直到去年冬天一个阴郁的上午，她认为是跳出书本、直面真实画作的时候了，便来到卢浮宫的意大利厅。她站在艺术大师们的名画面前，想要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试试自己能否辨认出画中的圣徒和他们各自的标志性特色，能否分辨一幅幅画作的艺术手法，远景表现的是哪里的景色、没影点[1] 在哪里……结果，她什么都分辨不清，什么都认不出来，这让她情绪失控，几近疯狂。最终，这个自学者诅咒着逃离了令她恶心、使她不安的博物馆。这就是那次不愉快的经历，在此之后，克莱尔意识到自己有些矫枉过正了，便合上艺术书籍和宗教信经，决心“让它们上一边歇着去”。今天上午，面对安吉里科的粉画天使，克莱尔感到唤回了自己对艺术的感觉，这让她很是欣慰。